1月1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发布《上海检察机关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严格执行任职回避规定，确保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的公信力。目前，上海市已有49名检察人员因配偶从事关联职业而退出业务岗位。

　　生活中夫妻双方在一个单位或者同一行业工作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种情况今后在上海检察机关不会发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防止利益输送、确保公正司法”的改革目标，以“最严任职回避”为标志，这标志着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选择职业是个人自由，但对于法官和检察官来说，因为肩负着公正司法的神圣使命，有必要与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保持距离。毋庸讳言，在一些司法腐败案件中不乏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相互勾结的案例，寻常的人情往来尚且可以导致司法腐败行为，如果换作是配偶司法腐败的危险无疑将大大增加。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明确提出了任职回避的相关规定。

　　在已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上海市此番任职回避新规更加详尽，无论是检察官的配偶还是子女，只要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等相关业务，就必须有一方选择退出。相比起此前“不能担任其所在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规定，新的任职回避规定有助于堵上“人情案”的大门。与此同时，因为新规更加具体，因此更加容易付诸实施。

　　任职回避让司法公正迈出一大步，但也只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内容是，如何避免法官、检察官念及私情而干预司法。尽管被称为“最严任职回避”，这也只是避免了检察官直接干预案件，如果检察官虽不直接经办案件，但却与配偶“貌离神合”，动用私人人脉关系暗中操作，又当如何呢？实际上，这也不乏相关制度规定——

　　去年年初，中央政法委员会印发《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其中明确：所有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情况，都应当按照规定予以记录；属于违法干预办案的，一律予以通报；违法干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构筑防止干预司法的制度屏障，任职回避制与过问案件登记制是不可或缺的两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由此不仅需要司法人员自觉与亲属保持距离，同时也需要以严格的制度规范设定“红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