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0年，第六版《辞海》就删除了“父母官”这个词条。但“父母官”的称呼仍时不时闪现。比如，日前，有媒体刊登长篇报道，题目就是《书记贪腐，全县重要部门就“塌方”——40余名落马“父母官”现象透视》。也有官员自称：“身为地方父母官，要为百姓负责。”

　　“父母官”挂在一些人嘴边，让人觉得讶异，甚至有几分不舒服。谁是谁的父母？老百姓才是所有人的“父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诚然，无论“父母官”还是“官老爷”，乃至“爱民如子”等等，这些表达都散发着浓厚的旧时代气息，居高临下，自我标榜，在他们眼里，被统辖的民众都是臣民，而非公民，都须仰起鼻息，而无人格尊严，见了自己应行大礼，不能稍有怠慢。如果说父母官的说法在古代确有市场，在今天就明显不合时宜了。

　　自称父母官，贻笑大方；称人父母官，过于卑微。怎么看，都觉得违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官员与民众是平等的人格关系，新时期的官员是公仆，不能以父母官自居，否则就摆错了位置。习惯于称官员为父母官，同样如此，不知道自己是主人，不知道身为公民，有权利堂堂正正地要求公仆用好手中的公权力。

　　据记载，父母官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汉代。西汉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为民兴利，务在富之”，当地民众确实获得实利，蓄积有余，为表达感激和敬重之情，便称召信臣为召父。到了东汉，南阳有一位名叫杜诗的太守，“省爱民役，诛暴立威”，政声颇佳，获得了“杜母”的赞誉。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父母官之称便代代相传。

　　千百年来，“父母官”之所以为民众所迷恋，传递的信号有两个，一个是为官一任只要为民干实事，民众就会感恩戴德。一个是能干事、会干事、干好事的官员或许并不多，才让民众念念不忘，殷殷盼望。如果官员个个都能尽职尽责，民众习以为常，还能父母官长父母官短吗？

　　有历史学者认为，“古代的地方官，一是所谓民之父母，二是所谓牧民之官。我们现在的干部，要当人民公仆了，为人民服务，做点好事，让当地人民说声好，本是做干部的应有之意，毕竟，老百姓不是牛羊，我们的干部，也不再是牧民之官。”诚然，用好权力，为民做事，不正是为官者的基本职责吗？做好了应激赏，做不好应赶下台，绝无必要称之为父母官。

　　一年前，习近平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提出要求：“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身为官员，无论官位高低，都应该做到“四有”。否则，就不配做官，就可能出事。“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希望父母官的称呼早日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