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带着巨幅山水长卷《端午颂》，傅益瑶出现在上海南京东路朵云轩五楼云上·朵云沙龙。保持得很好的身材，巧笑倩兮，彬彬有礼；出口成章，随手提笔就开始作画，果然是最受傅抱石宠爱的老三，傅家美丽的女公子。

　　壹

　　父母留下传家宝

　　“我说得好吗？昨天我还在日本德岛参加民间祭，穿着木屐跳舞，跳了一整夜，我这脚疼得呀……”走下上海图书馆的演讲席，回到休息室，傅益瑶笑着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继续聊天。开朗，率真，生气勃勃，仿佛永远不知疲倦，这样的傅益瑶，是傅抱石一手打就的。

　　有父亲在的日子，所有的记忆都是甜美的。“父亲很忙，但他从不把我放在视线之外。”傅益瑶道，“他甚至跑去开我的家长会，回来还说，老师说我的那些不是，都是小事。”但傅家的教育，从来不是溺爱，傅抱石的名言是，“一个人的品性是可以‘打’出来的，才气却是打不出来的。”面对上海图书馆大会议厅内坐得满满当当的听众，傅益瑶摆摆手，“父亲教我做人远多于教我画画。”

　　傅益瑶的童年时代，不识人间愁苦。但是傅抱石一直告诫孩子们“不懂饥寒二字，就不能成人”。傅益瑶至今记得父亲曾回忆江西南昌冬天的冷，父亲没有衣服，就把姐姐的衣服穿在里面，一件套一件，总共有十二件单褂子，外面罩一件里面是花衬里的旧蓝布褂子，小朋友看到都笑话父亲。可是就这十二件单褂子，父亲过了很多冬天，也让他知道了，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屈服。“人最不成器的地方就是什么都往后退，一碰到难的东西就找人帮忙。”

　　但少时的傅益瑶又怎能真正体会父亲的良苦用心。那时的她，生活在一种奇妙而温馨的家庭环境中。母亲也是一个特别的人，爱读书，思维活跃，情商也高，“所以她和父亲关系之好、之坏，都到了极端。有时候对待事情会有很大的冲突，但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从前，傅抱石睡在二楼，孩子们和妈妈睡在一楼。晚上，母亲把父亲送上去，父亲又会把母亲送回一楼，有的时候，送来送去六七回都有可能。

　　1965年，傅抱石因脑溢血发作突然去世。而后，“文革”开始了，生活突然对傅益瑶展露出了残酷的一面。

　　一次，红卫兵把傅益瑶母亲的陪嫁，当时就值一千多两银子的一个明朝罐子打碎了。傅妈妈没有愤怒，只对孩子们说，物可以碎，心不能碎。《孙子兵法》有言，军可以败，不可溃。物碎了，可惜而已。心碎了，就是全军溃碎。

　　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傅益瑶被分配到苏北农村。冬天的时候，早上三四点就要下湖插秧，赤脚踩碎那些像小刀片一样的薄冰，脚上一条条血口子。在最无助的时刻，她回想起父亲所说的，这就是成人的机会。她突然就对这个机会有一种感激，顿时也拥有了奋斗的力量。有的时候插秧几个小时，结束后，痛最后变成了一种成就感。

　　父亲在世时，傅益瑶几乎没有好好动过笔，但也只有她，敢在父亲的未完之作上添添涂涂，父亲于是用江西话嗔怪她：这个崽子胆子大。在农村昏黄的油灯下，傅益瑶拿出悄悄藏起的父亲画作的印刷品，她开始认真临摹，而与父亲相处的那些好时光似乎又回来了。从此，傅益瑶真正爱上了画画。

　　当一件事情目标没有达到，你不要一下子就把自己抛弃了。败，才是成功之母。这就是傅益瑶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传家宝。

　　 贰

　　 投入地跳，就像周围没有人一般

　　“人必先具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袁枚），这句话可能是对傅益瑶颇为贴切的形容。

　　1979年，北京。

　　命运终于又投以傅益瑶微笑。那时的她，重新变回炙手可热的傅家三小姐，一笑倾城。但什么都留不住她，拿着邓小平特批的文件，以“文革”后第一个公派生的身份,傅益瑶追随着父亲当年负笈东瀛的道路。

　　从临摹父亲的画入手，一直临到她带着自己的画过海关都会被误以为是父亲原作。到了日本，傅益瑶开始寻找自己的路。

　　在日本，寺庙文化首先吸引了傅益瑶的目光。那些寺庙中大幅的障壁画，在文脉和精神上都让她感到了一种共通的气息。她背着简单的梳洗用品，带着画具到日本乡下的寺庙里写生，坐在大殿的地上画，从早到晚，一动不动，把庙里的高僧都感动了。渐渐地，人们知道了有这样一个能画大画的傅益瑶，京都的名寺都向她发出了邀请。

　　在日本，民间祭是最重要的而又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一年四季，全国各地，傅益瑶发现，一个国家的历史竟然就这样活生生地保存在这些活动里面，参与的人们粉墨登场，认真而又执着地准备所有道具，这既像严肃的仪式，又像是童心未泯的大人们的游戏。现场的日本人个个单纯，可爱，热情的样子深深吸引了傅益瑶，和她平时工作生活中看到的不同，完全没有平素的拘谨和面子意识。“我要把这些都画下来”，她想。

　　但这真是一个新的领域，既没有前例可循，又没有能讨教的导师，从起念到落笔，她整整迷茫了半年。如果不是用水墨画的章法，是很难把民间祭的过程和大自然同时融到一个画面里去。不得答案的傅益瑶决定抛掉所有的固有观念，也抛掉想画它的个人欲望，像个孩子一样投身到民间祭中去，用不着整个身心的体会和感受去和它相处，不去追逐它，而是让它来到自己的心中。

　　有一次在姬路市看滩喧哗祭，那些抬着轿子的汉子们，拼出一条命似地打斗。傅益瑶越挤越接近，如果不是三个警察冲过来拉住她，差点被挤到桥子底下，或被人踩踏。但是她却没有一点死里逃生的余悸，反而越来越兴奋。当她穿上和式衣裙跑到人群中去跳、去叫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血液像是流到了一个大的循环系统里面，周围的一切都和她有了密切的关系。

　　这种取材方式给傅益瑶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当她面对画纸闭上眼睛，回想着那些笛音鼓声，画面自然就涌现出来。三点透视加游走式的构图，为了保持画面的生动感，她往往在草图上只确定一下位置，所有具体的人和物，都是即兴而画。

　　日本电视台著名的“礼拜天的美术馆”节目，向来只介绍已不在世的美术大家，第一次破例为傅益瑶做了专辑。

　　于是，对傅益瑶而言，今日在长1395厘米，宽180厘米，面积230平方尺的宣纸上，用画民间祭的方法来创作《端午颂》，似乎是命定的使命：“父亲对屈原有着非常深挚的感情，他对《楚辞》能够倒背如流，我们几个孩子的名字全部是从《楚辞》中来的。以前一到端午，父亲就会流连在《云中君》、《大司命》、《屈原》等画作前，这沉淀在他灵魂里的诗歌，他送给了我。而我终于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