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詹在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中心主任时一直在思考，各国央行间的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考虑到政策的溢出效应，各国央行的行为是否应该有边界？他发现，就算实现本国增长，由于世界是互联互通，政策的溢出效应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无法增长。“传统意义上，一国降息，能促进本国的消费和投资，或许能增加对别国产品的需求，也能导致本国货币贬值，促进出口，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当下，一些国家债台高筑，已无力消费了，因此降息无法制造需求，‘需求创造’效应不再，反而会促使资本外流，本币贬值，他国货币升值，即通过汇率的渠道造成了‘需求转移’的效应。”拉詹认为，“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大量资本涌入新兴经济体，而当美联储开始升息后，国际资本又撤离新兴市场。资本流入时，会提高新兴经济体的负债率，形成资产泡沫，而一旦国际资本撤离，本币贬值，资产价格下跌，持有外币债务的企业面临违约风险。极端情况下，会爆发类似1997年发生在东南亚的货币危机，实体经济进而一蹶不振。”

　　拉詹指出，相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机制较脆弱，很难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作出针对性的应对。“现行体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遵循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在现有的诸多隐性规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游戏规则。”

　　他进一步提出“交通灯”设想，即对本国和他国都能产生积极影响的绿色政策应得到国际社会鼓励；任何时候都极力避免短期内会对本国经济有积极影响但以牺牲国际经济增长为代价、净效益为负的红色政策；以及在短期内可以谨慎地施行但不能持续过长时间，考虑短期和长期影响的橙色政策。

　　本报记者  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