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指“天竺”，是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震旦”又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而让两大文明古国联成一位印度诗圣的中文名“竺震旦”之梁任公文献，尘封近百年后，如今又现身寒斋：“顷欲刻图章一对赠泰谷尔，其文如下：‘竺震旦印、复归自然’石不必佳，但愈大愈好，刻好拟装成一匣，于彼生日（八日）赠之。（旁刻赠泰谷尔先生，梁等字样）请公切托茫父即日觅石并觅人代刻，所费即如数奉上，但望能以七号交来。敬上。季常。启超，二日。” 季常是骞念益，松坡图书馆总务部主持，茫父即书画家姚茫父，笺为“饮冰室用笺”。有关这段世界文坛佳话，又要追溯到一九二四年的四月十二日。

　　这天是农历初九，一弯新月刚下天穹，徐志摩便早早出了门赶去虹口的汇山码头。江畔的寒风吹冷了志摩秀颀的脸，但他此刻的心还是暖意融融，不时踮起脚尖注视着黄浦江上缓缓驶近的“热田丸号”邮轮，忽然志摩兴奋地指着二层甲板说：“看！那个戴红帽的白胡子老人不就是泰戈尔吗？”岸上欢迎的人群开始躁动起来，“在哪里？在哪里？”

　　等船靠上码头，人们这才看清了泰戈尔身披棕色长袍伫立船栏边凝望着岸上这座华丽的城市，见欢迎者脱帽行礼，他也微微欠身俯首、合十为礼，这位全球闻名的印度“诗圣”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乘坐“热田丸号”当天抵沪，开启了他的首次中国之旅。

　　徐志摩与郑振铎、张君劢等随欢迎人群涌上甲板为泰翁戴上花环，坐上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藤椅摄影留念，面对记者他情不自禁地说道：“朋友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这番话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他们簇拥着泰戈尔一行下了船，乘车前往下榻的沧州别墅。

　　泰戈尔来了，上海首先向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敞开友好的胸怀，徐志摩以接待员及随行翻译的身份不离泰翁左右，一同赴龙华赏桃花、悠游“爱俪园”，又偕诗人去杭州西湖泛舟。泰翁在沪逗留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多次作了公开演讲，他的到来无疑是中国文化界的盛事，也是近代中国在西方思潮不断涌入的同时，聆听到了一位东方智者的声音，受到大批崇拜者的热烈欢迎。然而作为诗人的泰戈尔并没谈诗，而是为上海引入西方物质文明后看不到丝毫东方文明的危机担忧，固然引来了知识界两派对立的纷争，有人在演讲会场里散发反对他的传单，这也让他感到迷惘和失落。

　　结束了上海之行，泰翁一路北上，相继访问了南京、济南、天津于4月23日抵达北京。在京期间泰翁应邀又作了数次演讲，耐人寻味的是欢迎者的掌声与反对者的批评声同样热烈，他的一言一行不知不觉已被推入“东西文化之争”的漩涡中，但他阐述的爱、宽容与和平的理想也在人们心中引发深邃的回响。5月8日适逢泰翁64岁生日，北京的学界朋友胡适等人在协和大礼堂为他举办了庆生宴，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先生也赶来祝寿：“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过他64岁的生日，我们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并将两方印章作为贺礼亲赠老人。

　　泰翁十分珍视“竺震旦”这个名字，每每提及都会动容，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履行着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承诺。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我心里早已明白：

　　我在哪儿找到朋友，便在哪儿获得新生，

　　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