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街的小店、弄堂口的风景、马路边的恶作剧，追忆逝水童年……

　　小店。小店是童年记忆中的一道风景。我那时很喜欢被妈妈、阿姨打发去马路对面的米店买米，或走一段路去万泰和酱油店拷酱油。买米最扎劲的是在柜台划过购粮证，交过钱后张开洋米袋从倾斜的漏斗口盛米的那一刻。“张好了，放唠，放唠……”嘴边有颗痣的营业员姑娘边喊边按下开关。大米倾泻而下，我又紧张又开心地感觉米袋慢慢变得沉甸甸，仿佛完成了一件壮举，小心翼翼地背着穿过马路回家。还有拷酱油，自带啤酒瓶，最喜欢看那些技艺娴熟的店员用长柄器具拷酱油或菜油的动作，手臂举得高高的，从漏斗里把油打满，但绝不溢出，塞上木盖，交到你手里。同属于手工时代的还有布店里的付钱开票，都夹上一只夹子，通过一根细细的钢丝绳，在高处的账房会计和店员间飞来飞去，有时候用力不足，夹子也会像停在电线上的小鸟一般，让顾客再加推一把。愚园路街边的小店，都是我们儿时的风景。安西路口的小脚娘姨店里的老酒尽管价钱贵，烧菜却味道好特别，她家的那只瓫似乎有什么独到的秘密。店堂里可以放一张圆台面，据说小脚娘姨的厨艺非常好，解放前就很出名，逢有朋友订，就掌勺，类同现在的私房菜。但“文革”中只能悄悄的，怕被人检举。

　　学车。看见路边的摩拜单车，我会闪现幼时学骑车的经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在弄堂里学会了骑单车。一个母亲和我妈妈同事的孩子，因为路远，要求在我家搭伙，每天骑着一辆旧脚踏车来回，我们哥仨轮流饭后洗碗，趁着空档，我就坐在他脚踏车后面的书包架上，伸直双臂把住笼头，同时拼命用脚底勾着脚踏板，歪歪扭扭地上路，在并不大的弄堂里拐来拐去，终于，可以离地上路了，再正式坐到坐垫上，先学“死上车”，再慢慢在跑动中学“活上车”，又终于骑上了马路。小朋友，我可能已忘了你的面容，但我记得你的单车，谢谢你。

　　弄堂口。弄堂口也是那时代的一道风景。对面的采芝邨弄堂口，有剃头摊，一只面盆，两只热水瓶，几本翻烂的小人书，是“标配”，白围兜一围，毛巾头颈里一塞，夹刀就上来了，理一个头，五分钱，如果回去叫阿姨打两瓶水，还可以降到三分。桃源坊弄堂口是修钟表的，后来又变成了鞋匠摊。隔壁弄堂口是电话间，附近几条弄堂的电话都归它叫，有时候，就拿着个电喇叭隔弄堂喊：“····弄··号···，姓·的来电话”，连喊三遍，小姑娘隐私全无。有时候谈朋友闹别扭了，小姑娘偏不去接，电话一再来，胖阿婆只好找上门来。小姑娘还是赌气，连喊电话费也不肯付，闹了老僵。

　　烫衣铺。我们自家弄堂口则是开了几十年的烫衣铺，弄堂小，没有什么邨什么坊之类的雅名，别人家就用烫衣裳弄堂来称呼。老板负责烫，老板娘负责汏。有事没事，我们喜欢像顾客一样扑在收衣小窗口上和老板边聊天边看他烫衣服，但见他在毛料上铺一块白布，用水壶喷一口水，更多时候，是喝一口水直接用嘴喷，然后用在炉子上烧得通红的很重的铁熨斗熨烫，据说这样能将衣料中的灰尘吸出来，久而久之倒也远近闻名，若放到现在，起早摸黑几十年如一日的老板和老板娘也算是工匠精神的典范了，一吹一擂，保不定也像“阿大葱油饼”那样来个网红，照时下人的脾气，也可能不去干洗店，宁可到这个用嘴喷水的纯手工作坊来排队烫衣，像“阿大”讲的那样，因为手势特别。老板脾气倔，不讲价，也符合某些人的消费心理需要。其实也有烫坏的时候，这时候就该老板娘出场了，她除了每天天不亮起来帮老板生炉子，湿洗衣服和进行满弄堂晾晒，就是处理投诉。在弄堂豆丁大的汽车间里拉扯大一堆孩子，着实不易，前一阵刚过世，差不多活到了将近100岁。白天师傅们的个体小摊头落摊了，就轮到放学或下班的人守弄堂了。喜欢站在自己的弄堂口说话，是那个时代傍晚时分开始的一种民俗。一半是因为那时家里地方小，一半是因为弄堂口风凉，马路上电灯关得晚，还可以下棋打牌，马路上西洋镜多着呢，有一部滑稽戏，就叫《路灯下的宝贝》。每到夏天，往往，这里一摊，那里一摊，各个弄堂口都是一群群摇着蒲扇的人，马路这边是，马路对面也是，弄堂上海，往往在弄堂口，不过很少有女孩子，虽然不要文化了，千百年来的文明的底线还没破，因为不雅。慢慢地大起来，也开始喜欢站在弄堂口与一群人闲聊说话了。有时候小赤佬在一起，还喜欢设计些恶作剧，比如用鞋底线系住鞭炮的引芯，悄悄放在马路边的垃圾桶边，等鞋底线烧到引芯，鞭炮就会像定时炸弹一样爆炸，猝不及防的路过行人吓出魂来，我们则躲在暗处窃笑，如果埋的是电光炮仗，一声巨响，更是会把女孩子吓出魂来。

　　过街楼。弄堂的好处是有很多都有一个过街楼，据说始作俑者是愚园路东头的涌泉坊。过街楼可以避雨，所以每逢下暴雨，弄堂的过街楼下就会奔进来许多躲急雨的人，而对于我们来说，过街楼则是我们“四角大战”的领地，不怕雨淋，不怕日晒。整个一个暑假，我们一帮小赤佬就在那里闹哄哄下军棋，找默契的搭档，玩“空炸司令”，玩“工兵双飞”，不知疲倦，日以继夜。 “天堂间”公寓楼里的“黄雀”是我形影不离的小伙伴，“天堂间”是我们弄堂口的一幢公寓，所以，宽泛一点看，“黄雀”也属于我们弄堂的一份子。每天中饭和晚饭后，不是我到马路上他家公寓楼下或后弄堂他家的阳台下叫他，就是他跑到我们弄堂我家门口叫我，然后我们就会沿着愚园路边散步边天南海北地瞎扯，东到江苏路口，西到中山公园，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大学时代。我们成为中学里凤毛麟角考进复旦大学的两个人，他大我一届，读计算机系，我读中文系，文理对话，脑洞大开。

　　游泳。大学放暑假时，我们每天一起去愚园路上的长宁区温水游泳池学游泳，那条弄堂里有远近闻名的“两枝花”，两个漂亮姐妹，她们的楼房窗口正对着游泳池，只要她们一出现，泳池里的各路高手就会又是蝶泳又是自由泳又是跳水，使出浑身绝招，当然是男孩子们喽，在她们面前学游泳，也是一大快事，不知道是她们看我们，还是我们看她们。有小伙伴问我们天天去那个游泳池干嘛，去跳水池看跳水高手跳水才叫有劲呢。我们笑言：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听说两姐妹有时候也会下来游泳，更让我们有所期待而日行不辍。不久前，已经在美国硅谷当了20多年电脑工程师的“狐狸”携两个香蕉人女儿回国，我们一起回忆了那时候的好时光，能感觉到他隐隐的归乡之思，但他的女儿们已经无法认全汉字了，自然更不可能知道她们父母产生地的往事和由此而来的心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不知道，中国于她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记忆。

　　但于我们，那是怎样的一种日月之思，金不换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