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体体面面去上班

　　后来，我拜访了铜仁路上的报社，张秋生介绍我认识了苏茹和黄修纪等编辑，她俩都发表过我的作品。

　　犹自记得一年多以后的1970年，茅绍颖编辑从延安西路的少年儿童出版社长途跋涉来到上海东北角的控江新村，满腔热忱地给我送上了新鲜出炉十分抢手刚上映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电影票，让我感动得无以复加！这一批当年忠诚于文化事业的编辑们对无名作者的鼓励和爱护，至今难以忘怀。从张秋生、黄修纪到少儿社的苏茹、茅绍颖、洪祖年，再后来还有朱家栋等，时常发函通知我和他们一起去中小学校参观学习采访，由是激情勃发地创作了不少儿歌和小说稿，当然在那个年代缺报少刊几无发表阵地且又政治加码的大情势下，这些不成熟作品的下场可想而知。甚至，有一阶段还为少年宫写过儿童独幕剧。

　　我要进厂当工人了，这本是十分荣耀的大事。可是母亲忽然和父亲狠狠吵了一架，原来她要将父亲仅有的一件出客的哔叽中山装特地为我改制，让我这个工人子弟能体体面面地去上班。父亲大概蛮有牢骚的，于是受到了母亲的责怪。最后结果当然是母亲胜出了。

　　还有一次，母亲像一阵风似地奔回家来，一脸的神情恰似拾到金元宝一般，原来布店里有新上市的凡立丁布料出售，排队的人人山人海。关键是什么呢？不要布票！所以母亲匆匆忙忙赶回家来拿钱。后来，母亲自己动手裁剪和缝纫，给我做了一套凡立丁的衣裤，说是特地为我进厂出厂上班做的。当时还流行假领头。母亲还时常去布店排队买些零头布回来，心灵手巧为儿子做“假领头”。（“假领头”也叫节约领，是上海人发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正逢物质匮乏时期，买布需要布票。但零碎的布头无需布票，这种聪明的做法很快风靡中国。穿上假领头，露出的衣领部分完全与衬衣相同，外面穿件绿军装或中山装，再将风纪扣一扣，可是那个时代最标准的男人打扮。）

　　进厂的第一课，是连续一周的全脱产上劳动安全及厂规厂纪课。当了工人还有一件在学生时代连想都不敢想的希罕事：看病。“57”，这是上海铝材厂在劳工医院（杨浦中心医院）的劳保门诊号。到医务室拿了那一张铭有“57”的小黄纸片，无论大病小病工伤，无论挂号拍片检查开药，“57”一竿子管到底，个人无须掏腰包一分钱。其他行业如学校老师报馆电台编辑等等，挂号都要自付一毛钱，那叫“小劳保”，厂里的工人是“大劳保”。

　　我被分配进的厂子叫上海铝材厂，后改名上海铝材一厂，最后又改回上海铝材厂，曾用名华铝钢精厂。我们这些学徒工统统17块8毛，满师了，也就36块。

　　厂里有一位维廉蒋先生，是解放以前上海滩名闻遐迩的拳王，在拳击台上与外国拳手对垒，从未输过一场。解放后，曾率上海拳击队访问东南亚，所向无敌！他置香港台湾的重金挽留于不顾，却义无反顾地回来做华铝钢精厂的工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妻儿老小均在上海，而且，洋商厂的工资蛮高的。改革开放后，我随他去了虹口的上海精武体育会，去了拳击训练场，观摩过无数拳击比赛，因而写过他的专访，创作过拳击题材的小说。外国老板当年重金聘来的高手能人不少，记得一位是儿科博士，一位是老中医（即后来成为上海滩滑稽界大明星王辉荃的嫡亲阿爸），大受工人欢迎。

　　有一年夏天，大太阳就像粘在你背脊上的膏药，滚烫火热的。偶尔路过平凉路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忽见一纸招生告示，说是东宫准备成立杨浦区工人革命故事创作组，欢迎有一定创作能力的革命青年报考。当即赶去报了名。到了考试的那一天，只见坐了满满一教室的应试者，有工人有老师有银行职员有学生。主考官为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任嘉禾先生。要求每个人当场写一则故事或小小说，出的什么题目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最后录用了九个人。自此与故事结缘。记得同时还成立了故事组，故事员有男有女。我的应试故事叫《师傅》。后发表在川沙县一本册子上，由一梅姓女故事员在区里演讲，还曾专程请到厂里来讲过，大受厂子里工人的欢迎，因为讲的就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