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新一轮的书画常设展开幕有些日子了，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许多专业领域的观众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这次书、画两馆更换展品后首次露面以及许久未展的将近三十件作品。元代顾园的《丹山纪行图卷》在长达300年的时间内被误认为是明代顾琳所作，此番，是该作经过重新研究并更名后的首次亮相。

　　两位“云屋”——

　　顾园（元代）与顾琳（明代）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副主任、研究员凌利中告诉本报记者，在2002年最初看到《丹山纪行图卷》时，自己便很感兴趣，觉得是元画气息，但当时全国书画鉴定组已将该画鉴定为出自明代画家顾琳（1382-1466）之手，并收入《中国美术全集》（明代卷·上）。当时苦于没有第二幅顾琳的作品来比对，“关键的证据材料也是慢慢出现的”，他从画的本身入手，仔细地看了后面的跋，11位题跋者都为画家的朋友，参与了此番游览活动，且在山中住了一晚，这些在题跋中多有体现。题跋者中，有师从杨维桢的“元末之一家”的文学家宋僖，以及元末明初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赵谦。凌利中发现，顾园（1321-1382）去世当年，赵谦曾应顾园之子顾观的请求撰写了一篇《云屋先生顾公墓志铭》，墓志铭中所写的内容与《丹山纪行图卷》的题跋内容一一吻合，包括籍贯、身世、行踪等等细节，便由此判断，《丹山纪行图卷》最初被认为是明代的顾琳，是不对的。“从文献中去判断作者还不够，还是要回到画作本身去鉴定与求证，包括气息、风格等方面。”顾园、顾琳两位画家都姓顾，且同号“云屋”，这是搞混淆的原因之一。仅依据作品上的印章“云屋山人”还不够，所幸的是还有一个图章“大兴世家”。“大兴是北京房山的古称，墓志铭中的相关内容称顾园的母亲被封为‘大兴县君’，属于贵夫人，顾园的曾祖是元代高官，出身昆山望族，祖父顾文显为武备总将军上海等处海道运粮千户，赠万户侯。墓志铭中透露出顾园十六岁就可以在北京出入王侯将相之门，他交往的朋友圈包括名卿韵士、仙翁佛子等，其中不乏当时主流圈中的文人，计有300多个朋友。作品风格也非常主流，有黄公望、王蒙的影子在其中。”凌利中说。

　　印章是重要的解读依据，凌利中发现，作品左下角有一个1厘米长，半厘米宽的残印，靠眼力根本无法看出，他判断是画家本人的印，“四字印只剩下八分之一，还是从墓志铭里透露出来，顾园的书斋名为‘静得斋’，而印剩了‘争’的上半部，‘得’字亦剩下‘日’字上半部。”从实物本身出发的鉴定与考证，才能将文献史料的作用充分得以发挥。

　　这幅元代顾园的作品解读出来，令上博多了一幅元代的重要作品，这也是目前所见传世较早的一幅古代纪游山水图，有具体时间、地点、人物、行程、路线。更有趣的是，凌利中的研究文章发表后，有个上虞的热心读者主动联系，说在当地图书馆找到了顾琳家族的详细资料，资料显示，顾琳出生于1382年，而顾园恰恰于1382年去世，更加证明了之前的论点。

　　一座“丹山”——

　　画作间的互相印证

　　凌利中认为，顾园的《丹山纪行图卷》的正确解读，令上博的名品——王蒙《丹山瀛海图卷》所画的地点也随之解析出来。“王蒙画的也同是四明丹山，是王蒙四五十岁时在宁波时期的作品，属于早期作品，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王蒙入明以后在山东做官时游览崂山一带海域的晚年作品”。

　　历史的碎片拼出来，其实也衔接起了画史。凌利中告诉记者，《丹山纪行图卷》旁边一同展出的两幅作品也与之有关，比如赵原的《合溪草堂图轴》，也是一幅元代名画，画的就是“玉山草堂”主人顾瑛。“顾园字仲园，顾瑛字仲瑛，都是昆山望族，居住地皆为玉山草堂，年纪相仿，两人的朋友圈也高度交集。挂在一起就有了呼应。”一旁挂的《溪山图轴》的作者倪瓒也是玉山草堂雅集的常客。

　　顾园的画中，题跋中有人名被刮去。凌利中说，那些人是受涉及明初一些政治上的敏感人物所致，同期展出的元代佚名《百尺梧桐图卷》也是这种情况。这幅作品假名为赵孟頫所作，“卷后题跋有王蒙、倪瓒、饶介、马玉麟、张绅等人，根据题跋人物的生平可以推测出，画中人就是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后来的收藏者割掉上款，让作者和画中主人从此湮没。”凌利中认为，观看常设展中的元代绘画板块，会发现，作品之间可以关联互动，通过一张作品可以带出很多人很多故事，更好地理解元代绘画的艺术成就。

　　出乎意料——

　　换展引来的新思路

　　此番首次与观众见面的南宋米友仁《潇湘图卷》十分难得，气息雅致，在宋代比较写实笔墨隐入造型结构的山水作品中，显出创新之意，一片烟雨朦胧透出淡淡的文人情怀。画卷曾经遭受比较明显的等距离硬伤，凌利中透露，“作品从清宫出来时，受过磨损。”

　　对于虞世南唯一存世墨迹《汝南公主墓志铭卷》这幅作品，对于断代，学界观点不尽相同。但作品在书法史上传承有序，民国初期，为北京最有名的书画碑帖收藏家完颜景贤珍藏，其“三虞堂”斋名就是由此而来。“明代就有了争论，史料记载米芾见过这幅作品，也有传是米芾所临，无论如何，这是传世唯一的最接近虞世南书法的墨迹。虞世南书法追溯二王，尤其是王羲之，这对李世民的书学理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件作品是上博新馆建成后二十年来第二次出现。

　　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建馆后二十年来第一次面对观众的作品还有颜正卿的《楷书麻姑仙坛记册》宋拓本，原碑早已损毁。这是书法作品中群众基础最为广泛的一件，曾经出版过字帖，许多书法爱好者临的颜体碑帖便是来源于此。

　　上海博物馆常设展一般半年换一次展品，此番换展引来大量关注，让凌利中也有些出乎意料，“说明大众提高了观展需求，不仅仅限于欣赏，观众更想知道背后的学术故事，面对更专业的观众，这也是上博的一个方向，展览背后需要学术支撑。只有研究透彻才能把故事讲好。”上博书画部将以东馆建设为契机，加强梳理，盘活藏品，把尽量多的藏品呈现给社会。 

　　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