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最著名的间谍之一，也是马关条约的蓝本设计者，在他59岁的生命中有近40年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最后病故于上海。据《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译者甘慧杰透露，宗方小太郎的海军报告也将在今年下半年面世，“两者对照起来阅读，对历史的认知将更为丰满”。

　　通过日记仔细梳理其一生，研究者可以发现，宗方小太郎不仅仅是一个间谍。通过日记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认识的逐渐深化，工作从单纯的情报刺探转变为系统地提出对华策略。如果说早期日本间谍的主要目标为获取情报，那么之后则更加注意对中国局势的掌控。 

　　文献史料价值极高

　　宗方在中国的近四十年时间内，留下了大量报告书、日记、书信、诗稿等文字资料。日记始于1887年，止于1923年1月15日，横跨37年，其中极少间断。越到晚年，他对于自己的间谍工作反而越少付诸笔端。该批资料目前分别被保存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两地，上海所藏占大部分。这些文献的曲折命运，更增添了文献本身的传奇色彩。

　　这24册日记1957年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前身）的年子敏在苏州某旧书店买到，拿回来时装了一麻袋，历史所的老先生们在分门别类地将其装订成册的过程中，发现其史料价值极高。据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马军研究员介绍，上世纪50年代末，历史所前辈学者吴绳海便开始着手翻译整理这批文献。上世纪80年代，吴绳海与冯正宝共同研究、翻译了这部文献并出版了部分内容，还发表了若干论文。此后虽有个别学者对这批文献表现出了兴趣，但因翻译难度高、翻译工作量大而成为“禁区”。2012年，甘慧杰耗时三年，克服了诸多困难，最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使这批沉睡近百年的密档终于公开。　　

　　刺探北洋水师情报

　　记者在现场看到，宗方小太郎的手稿照片所呈现出来的，有时候是笔迹潦草难辨的草书，有时是工整清秀的楷书，然而年代久远，字里行间时有缺损，需要译者根据上下文猜测意图。甘慧杰将当时的日语翻译到中文采取了文白相间的形式，比较符合当时的日语和中文的表达方式。

　　日记中，显示了很多宗方极广的交游，以及对所交人物的印象。宗方参与了许多清末民初的政治活动，有些资料，闻所未闻，比如，记录了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四马路一品香饮酒时，梁启超表现出的明确的反满思想，在梁启超公开发布的文章中，从来没有类似的资料出现过。

　　日记中透露的信息显示，日本能够在甲午战争中获取胜利，成功的情报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宗方是日本海军掌握北洋水师情报的关键。当时日本军令部的八角大将曾说:“军令部颇为重视宗方的报告，对华重大方针几全以宗方报告为资料。”

　　1894年7月，宗方孤身一人前往北洋水师驻地威海卫刺探情报。从7月5日到达烟台，到8月29日撤离，这次刺探行动共近两个月时间。宗方乔装打扮成中国人，多次探查。他向日本海军建议，北洋水师若采取守势对日军不利，日海军必须主动邀战，寻找与对方主力决战的机会。因此，宗方积极探听北洋水师的动向，为日海军寻找战机提供情报。北洋水师的战舰数量、详细番号以及执行护送任务、修理军舰、港口驻扎等情况基本被宗方知晓，这些精确的情报，使得日本海军能够掌握北洋水师的活动规律。

　　果不其然，1894年9月17日，正在执行护送任务的北洋水师被四处寻战的日本海军发现，黄海海战爆发，这一战是中日海军的正面对决。最终中方战败，黄海制海权被日军掌握。战争的走向同宗方预料的一样。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