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是声乐泰斗郭淑珍教授的生辰，“老儿童”郭先生，今年的六一九十岁。

　　今年，我们一大群学生在母校中央音乐学院的新剧场餐厅三楼给老师过生日。学生其实并不是全数到位，却依然密密匝匝来了五六十人，把个不小的教师餐厅挤得人满为患。

　　自从多年前我离开母校，出国学习，回母校的机会少了。如今的中央音乐学院比先前扩大了很多，教学楼也增加了，新近又盖了一座歌剧场，辉煌气派。这一次的生日聚会就是在新歌剧场的教师餐厅里进行的。我和同是郭先生的学生、女中音黄楠出了三楼电梯门，一下看见眼前都是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欢声笑语，花团锦簇，有轻微的背景音乐声陪衬，有人招呼我：吴老师来啦？还有喊我的：吴霜！快过来！我则问着：郭老师在哪儿？

　　顺着一个学生手指的方向看去，靠里边的一张主桌中央位置，鹤发童颜、身着深红色印花与叠花相衬的绸袍的郭先生坐在那里，很贵气，很富态，满面微笑与身旁的新一届院长余枫低声交谈。

　　当年我刚见到郭老师的时候，还是个不知道什么是西方歌剧唱法的傻丫头。那时候我只会唱戏，唱京戏，唱评戏，有时候还唱唱梆子什么的，也会哼几声越剧。但是不懂什么是西方歌剧，什么是艺术歌曲，在我看来，那些外国人的歌唱与我十分遥远，我听不懂，即便是我学会了那样唱，别人会懂吗？

　　那个年代，郭老师不到五十岁，已经有了不少学生。我妈妈把我托付给她，她一口答应：交给我了。天津人独有的一种直白，带着仗义之气。我妈妈也来自天津，她们之间应该有一种同乡人的默契吧？

　　后来不少人知道新凤霞的女儿在和郭淑珍学唱歌，开始发出议论：让一个唱戏曲唱民歌的材料去学咏叹调？这开的什么玩笑？

　　这种舆论显然错了，因为戏曲出身的我不仅学歌唱，还开始学钢琴了。几年以后，我成了中央音乐学院“文革”以后第一届恢复招生入校的学生。郭老师在向我妈妈承诺的那一刻起，就坚信可以把一个深受戏曲熏陶的女孩培养成一个唱咏叹调的。人们不知道，当初的我也并不会唱什么戏，我只是一个有点嗓子条件的白丁，是一块橡皮泥，可以由着人塑形，土丫头也好，洋妞也罢。

　　但是郭老师为我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带我走进了音乐的海洋，那是又一片天地，无限宽广深邃，就像天空一样。海洋和天空，是自由无边的象征，而音乐，是这种象征的载体。

　　人们也不知道，在戏曲土壤里出生的我遨游在西洋音乐海洋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果。用一句比较时髦的现代语言来形容，叫跨界。而支持我的人，除了我的父母以外，另一个人就是郭老师。

　　她告诉过我，她幼年时代，曾经是个喜欢听京剧评剧的孩子。她喜欢唱老旦，喜欢听程派青衣唱腔，和程派第一个传人李世济是好朋友。不像许多美声专家那样，会对中国戏曲有排斥，相反，她欣喜地看到我唱了多年的美声之后依然可以十分地道地唱戏曲，唱我妈妈的评剧唱段，也唱京剧程派。我在音乐会上加唱的评剧、京剧选段，首先得到的赞赏就来自我的美声启蒙教授郭淑珍老师。而这样的认同激励了我，使我胆子越来越大，甚至把许多小时候学过的戏曲表演手段也运用到了我的西洋作品音乐会上，试图找到一种跨界的结合，把唱和语言秀还有动作，带有韵律的有些舞蹈意识的那种动作裹挟在我的歌曲中。因为让我站在那里循规蹈矩一动不动地歌唱，一直是我排斥的，虽然在声乐圈里，那是至高无上不可触动的传统。我把想法告诉郭老师，她问我：你真打算那样唱是吗？我说是，她说：那就做吧。我肯定支持你。

　　音乐圈中，这样的老师并不多见。更何况，她是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西洋的传统音乐教授者，她是上一代的人。在课堂上，她严肃，有时甚至古板；苛刻，有时十分严厉。学生们大都怕她，课堂上被她训斥哭了的学生大有人在。她是那种一丝不苟给学生画格子、不许有丝毫越界举动的课堂至尊，多少学生连同他们的家长对她都有一种既爱又怕、不敢疏远又难接近的心态。

　　但其实，她是一个最接受新事物、走在新时代前列的老人。从八十岁的时候，她就喜欢说：长寿老人到处都有，我只是八十九十小妹妹。确实，比起八十岁来，也只增长了一个数字而已，中国声乐界的泰斗，是九十岁的小妹妹。

　　“六一”庆生的聚会上，我走向了她，我的郭淑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