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着千年科举考试历史的国度，社会对“状元”一词的争论，早已超出其本来的含义。不过有一点，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从618年孙伏伽成为唐朝第一科状元起，到1904年刘春霖当上清朝末代状元为止，中国历史上有档案可查的状元是591位，里面除了少数青史留名的人物外，绝大多数都籍籍无名。

　　平庸十之八九

　　以朝代来观察，唐朝历史上的146位状元中，被后世牢记的只有李昂、王维、柳公权三位文豪。宋朝更以“文学兴盛”著称，不少名臣文豪都出身科举，但细数118位状元，名留后世的只有吕蒙正、黄裳、吴潜、文天祥等数人而已。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无一人是状元，而唐宋两代近300名状元中，多数事迹平平，似乎科考已然耗尽了他们的才华，以至于状元反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闪耀的一点，旋即就化为流星，被历史的大气层燃尽。

　　或许用文学成就来苛求古代状元们有点“本末倒置”，毕竟参加科考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可当他们踏入官场后，也不会因其状元身份而轻松得志。明代以名臣辈出著称于世，但有明一代90位状元中，诞生的名臣屈指数来，只有商辂、顾鼎臣、杨慎、焦竑、文震孟等几位。清代的114名状元中，官至一品的达20人之多，但如果细数，声名赫赫的只有于敏中、毕沅、王杰、翁同龢、孙家鼐、陆润庠和张謇，尤其张謇更是绝意仕途，走上实业救国之路，状元不过是其传奇人生中的一道光环罢了。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来说，状元身份并不重要。

　　事实上，尽管状元中确实涌现出一些不世之材或名臣贤相，但如果真的计算百分比的话，这些佼佼者在有案可查的591位状元里面仅占4%不到。大多数状元的事迹难以与他们同科进士中的文豪名臣相提并论，像唐开耀二年（682年）状元许且在史书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可与他同年进士的陈子昂却是初唐四杰之一。唐贞元八年（792年），贾棱状元及第，此后却默默无闻，倒是他的同科进士韩愈却“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一个人能否出人头地，与考试名次毫不相关。

　　短暂的“荣耀人生”

　　即使仔细考察那些状元中的佼佼者，也会发现他们后来的命运跟科考名次并无太多正面联系。踏入仕途之后的风风雨雨，从不是从当上状元那一刻就注定的。

　　明代首辅周延儒的结局就是一个例证。这位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状元入职以后一路擢升，1629年，他获得崇祯皇帝赏识，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出任首辅，有明一代，没有哪位状元得到过如此恩宠。但接下去，他就一直走下坡路了，先是被奸臣温体仁排挤，仅任首辅四个月就被迫告老还乡。倘使他能自甘林泉，倒也能善终，但他偏偏不甘退隐，1641年，这位热衷政治运动的前科状元在同党暗通关节之下，再次被崇祯皇帝起用为首辅。

　　此时明朝已是大厦将倾，贪恋权位的周延儒居然用谎言来掩盖统治危机，靠一个个不存在的捷报去哄骗皇帝。结果，他的“荣耀人生”只持续了几个月后到头了，有人上疏揭发真相，怒不可遏的皇帝下诏将周延儒赐死，籍没其家产。

　　比起周延儒，清朝的“状元名臣”于敏中则在死后遭遇了清算。作为乾隆朝的重臣，于敏中死后曾获谥号“文襄”，并入祀贤良祠。但他生前行为不端，私下招权揽贿，结果死后被人揭发，朝廷査出于敏中遗产折合白银两百余万两，紧接着又发生了于敏中的门生王亶望贪污巨额公款，令乾隆皇帝心存芥蒂。对于敏中的最后一击是在他去世12年之后，乾隆偶然读到《明史·严嵩传》，忽然想起于敏中贪赃一事，下令对其进行死后清算，取消其所有恩荣，牌位撤出贤良祠。因为于敏中死后遭受的清算过于苛刻，以至于民间传说于敏中是被皇帝逼死的。

　　于敏中之后的一位“状元名臣”——毕沅，也以不得善终载入史册。毕沅以善待士人、刊刻书籍闻名，史载毕沅“性畏懦，无远略”，当白莲教起义爆发后，他千方百计“不以实告”，他的死亡也不乏诡异之处。在镇压起义军期间，毕沅因紧张过度，“寻报疾作，手足不仁”，这可能是中风症状，但似乎并无性命之虞，但在服用乾隆皇帝所赐的“活络丸”后，“旋卒”。嘉庆皇帝亲政后，对毕沅家族更是进行了大规模清算，抄没家产，削夺荣典，与当年父皇清算于敏中如出一辙。

　　状元中的“异类”

　　在古代，承平岁月里的状元往往是朝廷文明昌盛的必要陪衬，他们可以庸庸碌碌，作为“人畜无害”的奢华装饰品让人仰慕，但有些状元的身份不仅没给本人带来荣耀，反而因其不齿言行而落得骂名。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裴思谦凭借自己与把持朝政的大宦官仇士良的亲密关系，硬逼着主考官高锴将状元给了他。成为中国状元历史上最遗臭万年的例子。

　　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状元卢文焕“颇以宴醵为急务”，但同年们缺钱，份子凑不齐。卢文焕就骗大家到一处名胜宴游，结账时直接让人牵走同年的驴，同桌的另一位进士柳燦对此提出异议，卢文焕竟然引用《尚书》中“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来嘲讽柳燦，意思是药不吃到迷迷糊糊的程度，穷病是治不好的。后来柳璨拜相，而卢文焕却一直职位低微，“忧戚日加”，每次见到卢文焕，柳燦就会引用他当年那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来戏弄他。卢文焕的下场，在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想必也比嘲笑他的柳燦要好一些。柳燦后来投靠朱全忠，策划了屠杀世家大族的“白马驿之祸”，最后又被朱全忠处死，临刑时，柳燦大叫“负国贼柳燦，死宜矣！”而此时卢文焕应该还活着，并且因为只是个小官，所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的状元莫俦，则在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金兵北掳后，居然带领金国使臣检视京城府库，往返奔走，积极为金人传旨立张邦昌为帝，被京城百姓怒斥为“捷疾鬼”。

　　如此恶名，也随着这些人的状元名号一起让后人不齿。但相比起来，更多的状元是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无为无名之人。他们由状元起身，然后在官场中成为封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在他们的履历表上，是不会特别注上他曾经是一名状元的。封建帝王所关注的，从来是他的为官政绩而非他的出身。那方悬挂在故乡老宅里的“状元及第”的匾额，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它只代表过去的荣耀，却远不能决定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