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去世，文坛震动。因为他的翻译地位太重要了！影响力越出翻译界而扩大至文学界。

　　我与草婴的真正接触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著名翻译家王道乾去世，他是我们文学所的老所长，为人正直、清廉、低调，留下遗嘱，死后不举行追悼会。我所领导尊重他的遗愿，仅在小范围举行了一个遗体告别仪式。没想到那天来宾甚多，戴厚英等情绪激烈，以为像王道乾这样德高望重、成就卓越的翻译名家，后事处理如此草率，不能接受。于是文学所又举行了一个王道乾追思会。翻译界的草婴、包文棣、吴国璋等都来了。我就坐在草婴对面，他衣着朴素，态度和蔼。但戴厚英等人情绪依然激动，伤心不已。曾文渊更是声泪俱下，连连哽咽着说：“王道乾死了！唉！王道乾死了！”整个追思会全部沉浸在哀恸的气氛之中，有位老同志想改变气氛，解释了一遍，仍无效果。结果轮到草婴发言了，只见他从容不迫、清晰沉稳地说：“高尔基说过，知识分子是人民的良心。像王道乾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有良心和良知的。他正直、廉洁、两袖清风……”

　　不知何故，在草婴的一番发言之后，整个会议的气氛一下转了过来，大家似乎走出了悲痛，开始理性地缅怀追忆王道乾生前的为人和杰出的翻译成就，直至会议结束。

　　说来也巧，自那以后，我就常有机会碰到他。主要是上海翻译家协会每年都要举办金秋诗会，钱春绮、吴钧陶、冯春、屠岸、黄杲炘等经常来，草婴是元老级人物，也常莅临，以示支持。我和宁宇、宫玺等属于客串性质，点缀而已。于是也就有机会向草婴请教。因我对他所引高尔基的那句话比较感兴趣，曾问其出处，他微笑地摇摇头，说：“不记得了。这要查的。”

　　草婴身为大家，却平易近人，亲切和蔼。有次开会我有幸坐在他旁边，他一如既往地与我亲切握手，居然还称我为“孙老师”。我一听马上说：“草婴先生，您说错了。您是前辈，我是后辈，您才是我老师！”他仍笑容可掬地说：“我们老了，不行了。你们年轻，以后还得靠你们。”

　　此话语重心长，我至今记得。那次他在会上应邀发言，依然是从容不迫，清晰沉稳，一如初闻。因经常听他发言，后来我发现，草婴说话尽管慢条斯理，却常能吸引大家，镇住全场，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发言总是实事求是，不偏激，顾大局，讲道理，充满理性，不说空话假话，从不阿谀奉承，也从不标榜自己。这也正是他说话的魅力所在。

　　从草婴一生在翻译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忽而想到了他引高尔基语对王道乾的评价，其实他也是“人民的良心”。像草婴和王道乾这一代知识分子，历经坎坷，风雨泥泞，一路走来，临终前依然心系人类，惦念着祖国和人民，他们都是真正的“人民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