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虐童养母得到刑罚矫治之后，一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重又笼罩过来。

　　去年3月31日晚，养母李征琴因认为养子施某某撒谎而对其进行抽打，造成施某某体表150余处挫伤，经司法鉴定构成轻伤一级。去年9月30日，南京市浦口区法院认定李征琴故意伤害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自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十多天来，各界关注的家暴个案多聚焦在夫妻间的暴力。现实生活中，家暴也有父母虐待未成年子女，子女虐待年迈的父母。在一些法治成熟国家，有剥夺监护权这种常见的救济方式。但在中国，监护权的剥夺是个并不容易作出的决定。

　　剥夺监护权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监护人较之虐童者更有助于儿童的成长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只有当剥夺了虐童者的监护权之后，还有充分的社会监护和国家监护兜底，这一国际通行的反家暴惩戒措施才可能成为司法的常态。

　　对反家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制度推进。南京“虐童案”是一个标本，它让众多围观者看到了司法介入家暴的积极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司法无用论;它也让众多围观者看到了司法介入家暴的种种局限，从另一个视角提醒了我们也应警惕司法万能论。司法的能与不能，在于介入的尺度，也在于配套制度的跟进。（王刚桥 刊今日京华时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