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念那一天。我们又回农场砖瓦厂去了。好几百个人在那熟悉和陌生的路上慢慢走着。真的是很熟悉又很陌生了。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很多年，生活了很多年，困惑了很多年，也快乐了很多年，那很多年里，我们叫知青。后来我们纷纷走了，这里就一点点变化，变化了很多年，有的房子还在，有的房子无影无踪，有的路还在，有的路已经没有。我们的宿舍呢？吃饭、开大会、看文艺演出的食堂呢？感冒了发烧了手脚碰破了我们就去配点儿药的医务室呢？我们还有一个每天可以洗澡的很简陋的大浴室，热水在池里，要用脸盆舀了水往头上浇，往身上浇，我们的浴室呢？几百个人都各自看着，想着，找着。几百人没有一个年轻了，可是那时他们全部年轻。那时他们天真、热情、傻乎乎地豪迈，他们真努力啊，忧伤也不可以露在脸上，更不可以写在日记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写在了日记里，有一个非常斯文的男生写在了日记里，他们都成了年轻的“反革命”，在后来的所有日子里，成为几乎不开口说话的人，无人理他们，他们也不敢和人接近，每一个白天是怎么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是怎么度过的？后来，一个男生偷偷地爱上那个女孩，一个女生爱上了那个男生，他们分别成为那个年代这个女孩这个男生的最卑怯的《天使的翅膀》，亲爱的女孩，亲爱的男生，你们一定要好好爱他们啊，他们比无数人都杰出！ 

　　那时的我，有很多颓丧的理由，可是天性蓬勃，只会往晴朗里走，可是我的那个广播室又到哪儿去了呢？我看着，想着，找着，我已经连它的位置在哪儿也分辨不清楚。我们知青走了，我们的痕迹也被拆掉和清除，我们只能自己来找找，想想，看看。那是一间只有一个窗的屋子，窗在西面，窗外有一棵小白榆。它多么小啊，七八年的时间里好像没有长过，盐碱的土上，它的生命只能细细矮矮，短短的枝条在我开窗的时候会碰到玻璃。我在小屋子很暗的光线下编着稿子，我自己播音，每天清晨，我放《东方红》，对着话筒说：“星火农场砖瓦厂广播台，今天第一次播音现在开始！”中午，我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星火农场砖瓦厂广播台，今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晚上，最后一次播音结束，热情昂扬的一天也结束。年轻的梦开始，无限的想念开始，轻轻的呼吸开始，那位写日记的女孩子和男生，开始偷偷流泪。杭州湾的夜晚，在那时，是一首无人朗诵的忧郁的、美丽的、看不见希望的、却天天仍旧乐观的诗。 

　　我还在这一间暗暗的屋子里写作。我真是不太会写，每一句话都幼稚、空洞、却异常真切。美丽的女孩从我的窗外走过，我没想到写下自己的喜欢。那时，很多的情感、想念、纳闷和惆怅都没有想到可以写下，因为不允许写，所以没有想到。 

　　但是我写了窗外的小白榆。写了它的细细矮矮，那么少的一点儿绿叶，它在盐碱地上几乎不会长高地坚持地活着，我革命主义、浪漫主义地说，我也要像它一样，坚持着在这儿活一辈子，让祖国强大。喜欢文学的女生周宁华帮我漂亮地把它誊写在五百格稿纸上，开拖拉机的喜欢文学的男生周月波偷偷帮我把它贴在橱窗里，黄昏的时候，我端着饭碗远远地站在角落里看，看有没有人读我的小白榆散文。 

　　我还配乐播送。没有录音机，都是直播，我用三毛钱一张的塑料唱片做背景音乐，“下面播送配乐散文《我和小白榆》，作者梅子涵。”因陋就简的直播和配乐，我不知道感动过谁，被谁记得。 

　　但是我没有坚持在这里。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走了。我们又很想念地回来。 

　　这时，一直走在我身边的苍蝇说，真是很对不起，我早就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是比我们小好几岁的小知青，是一个油腔滑调的小木匠，他的师傅叫陈海林，可是所有的人都只叫他苍蝇，他突然指着地上说：“你写的小白榆就是长在这里的！”他又说：“你看，这是广播室的地基。” 

　　我一愣，仔细看看，水泥地基清清楚楚，我说：“你记得小白榆？” 

　　“怎么不记得，你在广播里播，我们都听的。” 

　　我眼泪出来了。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年前的一篇幼稚散文竟然在苍蝇的心里。 

　　那一天，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比想念地记着他的这几句话。我当作家很多年了，听到过别人对我说的话已经无数，可是好像没有一句话超过那一天的这几句。 

　　那一天，你怎么一直走在我的身边呢？难道你知道我会寻找吗？ 

　　苍蝇啊，你的名字叫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