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对于台湾吴石并不陌生 

　　最坚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最成功的潜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卖而暴露。作为潜伏者，吴石有着完美的身份掩护，虽在抗战前后以及解放战争中、末期与中共有过密切接触，但从未引起怀疑。来到台湾后，“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不仅使他得以进入国民党军事机构最高决策层，更为他的潜伏增加了安全系数。军队最高决策层成员是敌对方的间谍，这即使在最具怀疑精神的反间谍人员心中也着实难起疑心。正因为如此，朱谌之在台期间与吴石前后秘会6次，从未发现，从吴石到朱谌之到基隆码头的秘密交通员再到香港至内地，这条情报链一直安然无恙。 

　　有材料称，吴石进入台湾后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这纯属虚构。也有资料称，吴石是战斗在台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是中共特别党员。这是离谱的说法，无事实根据。事实上，吴石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在中华民族的关键时刻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台湾，吴石并不陌生。且作为福建人，对台湾缘更亲、情更深。其实，1945年在台湾回归前他就牵头“闽台协会”，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提前准备。早在1947年3月，他第一次来到台湾。当时，在台湾刚发生二二八事件。受蒋介石的指派，“国防部长”白崇禧率领一个由军、政大员（包括蒋经国在内）组成的代表团到台北，调查事件始末经过，进行“宣慰视察”。吴石作为代表团成员参与了全过程。在台湾停留三星期后，白崇禧对台湾全省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将“秉持和平宽大的原则”，残暴的军事镇压至此告一段落。为平息愤怒的情绪，国民党当局准备调整台湾的主官。这时，白崇禧极力向蒋介石推荐吴石出任台湾警备区司令。蒋介石知道白崇禧被誉为“小诸葛”并非徒有虚名，不能不多加戒备，对吴、白之间的关系早有耳闻，自然不予首肯。吴石的台湾之行让他直接感受到进步的力量和作用。回大陆后，曾对吴长芝说：“台湾事件是倒蒋行为，有进步的作用。问题在于陈诚要掌握台湾，肯定还要用镇压手段。如果进步力量有办法派些人员去台湾工作，这倒是个好机会。”这次台湾之行，吴石与台湾结下不了情。 

　　1949年年底，蒋介石政权的残余力量已基本集中于台湾，令这个突然拥挤的岛屿变得十分敏感而危险。这些残余力量中不乏国民党中的精英分子和忠诚的骨干人员。他们看来“汉贼不两立”，更加仇视共产党，在岛内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台北街头、火车站、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第一个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在台湾的特务并非等闲之辈，特务之多之恶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原来只在台湾设立一个站的“中统”和“军统”组织悉数搬到台湾。原来只负责搞军事情报的各军种、兵种的第二处（即情报处），此时也插手社会治安。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等，甚至连“国防部”的技术总队都在抓人、办人。在有限的台湾岛内，横行着“调查局”、“保密局”、“军情局”、“宪兵”、“总政战部”、“国防部二厅”、台湾省警务处等多重特务体系。特务机构在各阶层、各部门、各团体遍布眼线，并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普遍设立安全室。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特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7大特工系统中，仅就警察系统而言，其规模、权限就到了惊人的程度。全岛有10万多名警察，分属于台湾省警务处、20个县市警察局、87个分局、187个分驻所、12698个派出所、5027个警勤区，警察网遍布岛内各个角落。加上另外系统的特工人员，台湾人民随时随地处于警察和特务的监控之中，台湾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对中共地下组织构成极大的威胁。据陈宝仓之女陈禹方回忆，在她每天上学的路上，常能看到呼啸而过的军车，车上站着成排被五花大绑的人士。 

　　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新年来临之际似有不祥预感的陈宝仓将军决定让家人撤离，移往香港。就在家人离台不到三个月，不幸就发生了，后文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