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黄爸爸是个极善良的厚道的父亲 

　　黄育贤爸爸是江西崇仁人，父母有些田地，被划成地主，电力部李锐副部长在《李锐日记》一书中写道：“黄是清华第一班学生，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学水电，是中国第一代水电专家，曾任水电处处长。在燃料工业部时任水电工程局局长。1952年我转业，任水电总局局长后，黄改任总工程师。在工作中我们多年相处很融洽，在反右派斗争时，我保护他过关，在‘文革’中当然受到很大冲击。黄的大女儿曾由萨凡奇博士带到美国读书。‘四人帮’被打倒后，黄育贤夫妇于1978年来到美国住女儿处，再未回国。”

　　1979年，李锐副部长来美国视学，在旧金山机场停留时曾在机场会见了我父母。

　　中国水力资源特别优越，蕴藏量可能位居世界第一，但很长时期内的中国对水力发电很不熟悉，没有重视水电在工业中的虎牙力量，强调防洪第一，水电与水利的合作就一直分分合合。我的黄育贤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在加州帕斯汀那的加州理工学院就选修了水力发电工程的学科，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继续进修，并留在美国工作了十年。抗日时期，他迫切回国为中国的水电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回到上海、南京，从建造中国水电站最辛苦的基石勘测地质，确定自然资料、施工资料，到遍布长江、黄河的主要水电工程都担起了关键性的总工程师的领导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我记得父亲常常说起的名字就有：三门峡、新安江、刘家峡、青铜峡、葛洲坝……

　　我心目中的黄爸爸是个极善良的厚道的父亲，正因为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水电事业，一年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施工工地上工作，但只要是他回到家中，总是慈爱地关心我的身体和学业。在南长街住时我还很小，只七八岁，记得晚饭后爸爸喜欢带我在长安街和中山公园散步，教我认天上的北斗星，“先认这七个斗星，中间那两个划成一条线一直找过去就是北极星了！小莲啊，不光是弹琴要弹得好，自然科学的知识也得有啊！认识了北极星，你就永远不会迷路了！”还有一次也是在南长街的家，爸爸从工地回家，送了我一个他带回来的小瓷水杯，我好高兴。晚上散步时经过家门口一个卖瓷器的店铺，爸爸悄悄地弯下腰在我耳边轻轻说：“不瞒你了，我这次回家实在来不及给你买礼物，又想你高兴，就近在这家瓷器店挑了一个杯子送你！”可是我听了后更爱我慈祥的爸爸，我一辈子的学习、生活全部是他无私又无微不至地抚养大的。我最难过也最难忘的回忆就是“文革”时，我的父亲已是近七旬的老工程师，为中国的水力事业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万万想不到“文革”时被打成反动权威。打扫了三年厕所不说，又被流放到他曾参与领导和设计的，位于大西北荒芜沙漠地带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水电站去落户改造，在自己建造的水电站扫厕所。我接到母亲来信时，还在葛沽农场，赶快到连里请求批准一年一次的探亲假，赶回家帮助父母搬迁。

　　那时我父母的家早已从水电部三间房的公寓宿舍被迫搬到了著名的“大右派”章乃器过去在东四帘子胡同的四合院里，现在十家人被迫搬了进去，大部分是“文革”中被揪斗的“反动权威”，也就是总工程师级的技术人员等。我的父母分到了一间房，后来又在这一间房设法隔出三平方米长的一块地方给我搭了张床。这个四合院的空气常处于十分紧张的压力之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一队红卫兵或部里的年轻干部来到某家抄家，或把人带走关起来。每家的工资都被扣发了，只剩下几十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勉强维持温饱。但因各家都有几乎一样的“苦”和“罪”，所以常暗暗地互相帮个忙，张家做了饺子和烙饼偷偷送去给李家尝尝；李家的丈夫被抓走了，张家悄悄过去安慰陪伴……我的父母要搬走时院子已一片荒凉，满是纸张垃圾和带不走的破烂瓶罐，又听说李家的丈夫已在隔离中自杀，张家的女儿经不住连续熬夜拷问的高压，得了神经病发疯了等等的坏消息。我帮助父母把尽可能带上的冬季用的厚褥子打成几个大行李，这回不是爸爸送我上学或“四清”，而是我送他们去塞外荒凉的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