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已逝世三十四年，他晚年的内心世界仍然如这座寂寥的高墙深宅一样，迷宫般重重叠叠，房间都落着锁，充满疑问。

　　2012年11月，是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前海西街十八号的郭沫若故居整修一新，重新开放参观。即使没有住过郭沫若，这座占地七千平米的二进四合院，也是北京非常值得游览的经典园林建筑。它东临什刹海，北望恭王府，南依北海公园。最美是深秋，银杏金叶萧萧而下，铺满整个草坪，映衬朱门绿棱，雕梁画栋，构成一幅色彩浓烈、景深开阔的油画。 

　　此园前身是和珅私邸的前院，和珅倒台后整座私邸废弃。同治年间，和宅被赐给恭亲王奕訢，前院成了王府马厩和草料场。民国初年，恭亲王后人溥伟将王府主体卖给辅仁大学，即今天开放参观的著名景点恭王府。作为马厩的这块园子，卖给达仁堂副经理乐肇基。乐肇基乃同仁堂乐氏中医世家传人，他的叔父乐达仁自立门户开办了达仁堂。现在院中正房、厢房、后罩房等主体建筑皆为乐肇基购园后修建。新中国成立后，乐家将宅邸捐给政府，先是供蒙古驻华大使馆使用，后迎来从上海迁居北京的宋庆龄。因周恩来亲自为宋庆龄选定的后海王府花园尚需整饬才能入住，她暂住于此，1963年迁入新居。根据有关部门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及其全家，搬进身世辉煌而坎坷的前海西街十八号院。 

　　侯门似海不是家

　　不同于老舍、茅盾、田汉等文人故居的朴素小巧，一进郭氏故居，就能体会到庭院深深的豪门气派。郭沫若的传记作者桑逢康这样写道：“四周筑有高大的围墙，朱门由警卫把守着。假若居住在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是一座官邸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为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 

　　广亮大门朝东开，前院有两座土丘，遍植松柏，丘下广阔的草坪上耸立几棵银杏古树。银杏是郭沫若最喜欢的树，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树下散落着一对石狮，两只明清古钟，都是郭沫若生前的收藏。

　　向里走，穿过朝南开的垂花门，进入前庭。正房面阔五间，全部封锁，只能从窗户向里张望家具陈设。中间三间为客厅，宽敞明亮，至少能同时容纳二十多人聚会。沙发摆成马蹄形。窗下有架钢琴，钢琴前的单人沙发是郭沫若待客时习惯坐的位置。郭沫若在文艺界、史学界交游甚广，但在亲友的回忆中，这间客厅并不像想像中那样热闹。因为郭沫若的国家领导人身份，一般人登门拜访他并不是随意的事。六十年代初，田汉给母亲作寿，邀请翦伯赞、吴晗、郭沫若等几个好朋友到家里吃饭。郭沫若去晚了，进门给田母赔礼，并向在座几位说，好久没聚会了。翦伯赞说，你那儿侯门深似海啊。虽是玩笑话，却也道出郭沫若与故友之间的隔阂。 

　　1963年11月，郭沫若一家从西四大院胡同五号，搬进气势恢宏的前海花园，外人看来风光无限，实则危机四伏。就在这一年夏天，郭沫若最钟爱的儿子郭世英中断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业，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起因是他与几名“反动学生”结诗社，讨论文学甚至政治问题。碍于其父声望，郭世英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名义下放。诗社中另一名同学张鹤慈则被判劳动教养两年，实际劳教到1973年才算期满。张的祖父是原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1952年已被当作美国间谍开除政府职务。“高知子女问题”一时成为议论焦点。在一个株连之风暗涌、政治运动频繁的时代，谁也不敢预料，现在拥有的一切会不会被突然剥夺。搬家的那天，于立群站在新家大门口，把几个孩子拦在前院行道上说：“这不是我们的家，这是工作需要，随时都可以搬出去。” 

　　1965年春节，在农场劳动的郭世英第一次获得探亲假回家。他用自己劳动所得的工资，给父亲买了几瓶上好枣花蜂蜜，给母亲买了两块府绸布料。才呆了十天他就要回农场，于立群送他出家门，郭世英说了一句：“妈妈，咱们家根本住不了这么多房子，还是搬到个小点儿的院子去吧！” 

　　郭沫若也几次说过想搬家，身边工作人员都不明白是为什么。周恩来去世后，郭沫若和秘书王廷芳聊起往事，说总理对他说过，他住的地方太大，影响不大好。但以郭沫若的身份，住在哪里都由专门部门分配调拨，搬家不是你想搬就能搬。 

　　红色中国第一文人家庭

　　今天漫步于园中，无处不让人感到，这个家庭在动荡时代也保持着难得的富足和温馨。郭沫若喜爱花草，培植了连翘、牡丹、月季等，至今四季交替开放，即使现在隆冬时节，数棵高大海棠挂着繁星一样的果实，也使庭院不至沉闷。郭宅最著名的植物是前院草坪上的一株银杏，在其他几棵古银杏树中，它显得相对矮小。1954年4月，于立群神经官能症加重，赴长沙湘雅医院治病。为祝愿夫人早日康复，如银杏一样坚韧，郭沫若从西山大觉寺带回树苗亲手种下，1963年搬家时移植至此。它被昵称为“妈妈树”。 

　　客厅东边两间房是郭沫若的书房和卧室。穿过卧室东边的游廊，来到后院。最北一排幽静敞亮的后罩房，是于立群的写字间，家人称为“妈妈屋”。于立群擅长写大字，巨型毛笔蘸墨后有十几斤重，她也能挥洒自如。老舍夫人胡絜青回忆，有一次来郭家，正好撞见于立群在写字，把她“吓得目瞪口呆”：每个字足有一张老式的八仙桌那么大，一个字占一整张纸。于立群说她要写一套毛主席诗词。半个月后大功告成，足足装了两大木箱才运走，送给了毛泽东。 

　　郭沫若书法飘逸洒脱，与于立群擅长的颜体和隶书风格形成对比。郭沫若说，她写的字严肃，对人有着一种规范的作用，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起来。于立群是郭沫若第三任夫人，比郭小二十四岁，两人从1938年开始在一起，育有四男二女。“妈妈屋”和“妈妈树”，都说明于立群在家中受到丈夫和儿女充分的爱戴。风流多情的郭沫若，生活的确“严肃起来”。

　　郭世英在北大的同窗好友周国平，把郭家称作“红色中国第一文人家庭”。在他的回忆中，那个精致的二进四合院，“笼罩着一种高贵优雅的生活情调”。

　　被钦点保护的宅邸

　　郭世英是郭沫若众多子女中最充分继承父亲才情的，也是最反叛的。周末回家吃饭时，面对满桌菜肴，他会发出挑衅的感叹，表现对“特权”的不满：“唉，要是把这些菜带回学校里慢慢吃，该多好。”听到这样的话，于立群苦口婆心劝说，郭沫若则沉默不语。有一次，郭世英邀朋友牟敦白到家里玩，在门口巧遇郭沫若。郭世英知道牟敦白极其热爱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新诗，他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也许这只是儿子针对父亲的无心叛逆之语，但近年来，许多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对晚年郭沫若发出了类似的反思式评价。从五十年代末直至去世，郭沫若写的大量宣传时事、歌颂领袖的诗词，在艺术价值上难与青年时代作品比肩，有些几乎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