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被派往鄂豫皖苏区

　　事实上，从党的整个历史上看，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次会上指出了李立三关于“党的组织军事化”口号的提出和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的错误，批评了李立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革命的发展速度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不重视建立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忽视对大城市和产业中心广大群众的发动与组织，并从方针政策上做出了改动和调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已经开始有了比较自觉的认识。

　　而共产国际无视这些，对三中全会以偏概全，使刚刚开始的纠正“左”的势头无法继续下去。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时乘机打起了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串联、拉拢并鼓动部分党员，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

　　王明比张琴秋早一年从苏联回国，他起先对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表示了坚决的拥护，而当得知共产国际的评价后，他就迅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并且四处进行反对活动。周恩来在政治局会上，指责过王明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非组织观念和宗派活动，王明依恃曾是中山大学的米夫校长这时已调到共产国际工作，自认为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将周恩来的意见当成耳旁风，几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标榜他带头反对了立三路线，执行了国际路线，坚决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现有的人员结构，要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重新成立临时中央机构。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被委派到中国来，王明的契机也终于到了，这也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方针路线上的一个转折。

　　王明不仅曾是米夫的学生，还兼任过他的中文打字员，米夫感情用事，在王明的鼓动下，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极力宣扬他写的一本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王明还对上一届领导成员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攻击，迫使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了中央政治局，新选刘少奇、王明、任弼时、陈郁等五人为政治局委员，王明改组中央的目的达到了。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成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为了全面贯彻实施这个纲领，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充实”。

　　沈泽民和张琴秋被派往鄂豫皖苏区。

　　起先，沈泽民是作为鄂豫皖党中央分局书记被委任的，没过几天，又对他进行了改任。这其中的缘由有几分蹊跷，显然与张国焘的参与有关。张国焘原本是不把王明放在眼里的。王明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张国焘已在共产国际彻底没了地位，失去了信任，但他在寻找一切机会想要重新证明自己。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得势后，张国焘立即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拥护“四中全会路线”，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英勇斗争，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时年只有26岁的王明，正需要张国焘这样的声音，虽说张国焘时下是凤凰落毛不如鸡，可他在中共党内毕竟也曾赫赫有名，于是，王明也就以自己的胸怀宽待了他，当张国焘表示要到下面亲自去身体力行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时，王明不能不考虑要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这样一来，就只有委屈沈泽民，他由鄂豫皖党中央分局书记改任为常委，兼任鄂豫皖省委书记。

　　与张国焘相比，沈泽民从品行上、气质上都更像一个文人。在那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年代，沈泽民与张琴秋，对于能到苏区去做一些实际工作，感到比什么都更有意义。茅盾曾有过这样的回忆：“我知道当时苏区战斗频繁，环境艰苦，但他们两个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出由衷的欣喜……”

　　临离开上海前夕，沈泽民和张琴秋去向瞿秋白夫妇告别。退出了中央政治局的瞿秋白，此时又回到了文学上，重新拿起了笔，从事写作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