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以石入印，王冕做了开拓性的有益尝试，但他刻石印的创举未能引起普遍的关注和效仿。王冕只能像一颗划过夜空的美丽流星，转瞬即逝。直到近二百年后的明代中叶，石破天惊地真正冲击和改观印坛的是书法篆刻家——文彭。

　　文彭（1497—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文彭生于文宦世家，为大书画家文徵明长子。得天独厚的家庭文化背景，使年轻的文彭不仅在诗文、书画、篆刻和六书考据方面得家传真谛，他与同时期士子们一样，为实现齐家治国、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积极入仕，走科举功名之路。但追求仕途使文彭屡屡受挫，十举不获，直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届花甲时，才以岁贡生被荐举入京，经廷试获第一，被授嘉兴府学训导。晚年文彭又先后出任南京与北京国子监博士，人称“文国博”。

　　据周亮工称：文彭在南京国子监任职时，一次经过西虹桥，闻见一位肩挑两筐石材的老髯翁正与店铺发生口角，前处一头蹇驴还驮着两筐石材，文彭便下轿询问情由，知是订货的商家要减付相应的工钱，引起双方的争执。吵者无意，劝者有心。对篆刻深有研究，且之前刻印只能借助于他人的文彭，见到这晶莹温润似白玉，而软硬适宜于受刀的处州（今浙江青田）灯光冻，居然令他灵光乍现：这不是可以用来篆刻的求之不得的理想印材吗？他平息了双方的争吵，并果敢地买下了这四箩筐石材，待回家后，文彭即令家僮剖石成印，尝试着用来运腕走刀，居然心手双畅，妙不可言，一扫以往假手于人的无奈，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新奇感、成就感。

　　先前文彭用印多为牙章，在篆写印稿后往往交与金陵的李文甫镌刻完成。李文甫虽是一位工艺雕刻高手，所刻线条能不失文彭的笔意，但在“金玉之类用力多而难成”现实状况下，与工匠合作刻印只是文彭及其前辈们迫不得已的选择，在他们的心中始终充斥着那股篆刻“一手落”的艺术冲动和渴望。文彭的发现和尝试，极大地激发了周边文人参与篆刻创作的热情，让好印的文人兴高采烈地迈入了诱人的印坛，替代先前的工匠，成为篆刻领域里的主力，明代文人篆刻风气由此而兴起。

　　王冕创花药石刻印，史实有据，惜未激起涟漪。而文彭引进灯光冻入印，以一代宗师的地位，以文坛重镇的要地，一呼百应，从者如云，甚至到了文人皆以捉刀镌石印为时髦、为乐事。以往八代的印艺式微，走到了尽头，篆刻史进入明代后期的时段，出现了大拐点、大转向，开始了明清流派印章新的征程。

　　因文彭篆刻负盛名，在明末时就已赝品满天下，包括万历年间张灏所辑《承情馆印谱》中列为文彭的一批作品，历代学者也多抱以谨慎的态度。从文彭流传至今较为可靠的实物印章 “七十二峰深处”、“琴罢倚松玩鹤”（图左）和其书画作品上印鉴来欣赏，朱文印继承了元代圆朱文秀雅流美、平和醇正的风格，白文印则明显受到汉印的影响，显示出一股沉稳、质朴的气息。明代沈野《印谈》记载：“文国博刻石章完，必置之椟中，令童子尽日摇之。陈太学以石章掷地数次，待其剥落有古色，然后已。”说明文彭等明代篆刻家把握了石章磕碰易损的特性，并辅以人为残损手段来增添金石古意，有意识地追求印章刻制之外的效果，成为后世印面修饰技艺的先声。此外文彭又首次采用书丹勒碑双刀法，将优美的文辞用生动的行书书法刻制在石章的多个侧面上，使文人篆刻创作的疆域得到了极大开拓，边款也成为今后篆刻艺术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拨灯光冻石，邂逅一位异想天开的智者，引领一群智慧执著的文人，开拓了一条明清篆刻流派印章的金光大道，这事件足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