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春尽江南》出版后不久，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邀请，我得以去上海参加书展，在这个我曾经熟悉的城市里待上一周。

　　这些年，我所参加的各类书展，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大多都有点让人畏惧。通常是能推则推，如果实在推不掉，就会采取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我不知道书展的主办方、图书销售商、经纪人和购书者对此有何感想，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时会觉得，全世界的大型书展，仿佛都是为了打掉作家那点可怜的自信而专门安排的一个阴谋。别的且不说，当你置身于图书卖场那浩瀚的穹顶之下，手执话筒，声嘶力竭地向摩肩接踵的读者兜售自己的作品时（你的前后左右同时有无数个话筒在发出煽动性的声音），要说你心里没有一点丢人的感觉，那纯粹是在说谎。当无所适从的听众将脖子扭向你的时候，你只能祈祷他们不要在5秒钟后将脖子转向它方。不知怎么搞的，我从幼年时代起就很厌恶在集市上卖东西。因此，每次参加完这类书展之后，我差不多要回家酣睡三四天，才能让自己的心智回复正常。

　　但上海的书展稍微有一点不同。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是在上海图书馆的报告厅举行的，来听演讲的人没有买书的义务，用不着在演讲结束后为悄悄溜走而心怀鬼胎。与读者的见面会虽然被安排在了书展中心，但却是一个密闭而静谧的空间，空调不凉不热。我和来自香港的董启章先生不仅可以从容地回答读者的提问，甚至可以互相调侃。而在签售环节，我发现上海的读者在排队等候签名的时候，很有秩序，决不会出现很多手同时伸向你的尴尬。我发现，很多人的书里都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要么写着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我很乐意将他们的大名抄在扉页上，请他们指正；要么写着“祝某某小朋友学习进步”，再有，就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类的格言。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在考虑问题时的精细、理性和效率。几天的活动结束后，我心里自然就有了“这样的书展，多参加几次倒也无妨”一类的念头。遗憾的是，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邀请过我。

　　在那次书展期间，曹元勇和郏宗培先生多次向我提及，说黄浦区有一个工人们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他们定期举办读书研讨会，已经坚持了30多年，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由于种种原因，我与这些工人朋友的见面，在两年之后才得以实现。那天他们讨论的作品正是《春尽江南》。那些当初创建这个读书会的年轻人，如今或许已经当上了爷爷奶奶了吧。我记得那天下午，窗外飘着罕见的大雪，你在静听他们的发言时，那种毫无矫饰的坦率和认真，让你不能不肃然起敬。那次研讨会最让我难忘的，不是赞美，而是直言无隐的批评。唉，批评若能相知，就会像红宝石一样珍贵。我相信，假如王安忆女士要是面对这样的批评，也一定不会感到恐惧的吧。最后，当他们将一本预先打印的发言论文集递到我手中时，我只能不断地深呼吸，假装自己没有受到感动。

　　我知道，像黄埔区工人读书会一类的民间组织，在上海还有很多。能否将这样的读书会融入上海书展的整体规划，也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书展虽难免集市和庙会的氛围，但根本目的无非是读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