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２０１３年辽宁高考文科状元刘同学，放弃７２万港元奖学金，从香港大学休学，回母校本溪市高级中学复读，意欲通过再次高考，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的新闻，引起舆论关注。

　　极其私人化、小概率的事件，之所以会吸引人的眼球，不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的举止有多大“怪异”成分，而是踩到了人们对于我国教育制度和管理的那种“焦虑”又“无奈”的敏感神经。老实说，这也只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我国教育界（包括家长、学生、用人单位等）才会引发过度关注。

　　那些对于刘同学的选择进行无端猜测和冷言嘲讽，并不厚道，也无助于推进我们一直在喊的“教育改革”。当然，这个事件不是没有一点可资我们反省的价值。刘同学离开港大的原因，根据目前最为可靠的信源，归纳起来有二：一是北大情结；二是香港大学网上学习时间比较长，眼睛不太适应。这两个理由，对于下定决心离开港大的学子，都有无可置疑的权重。如果我们连这点都不能理解、尊重，甚至还要让她“迷途知返”，真是有点多事。

　　我注意到刘同学的母校校长的话：她“选择回到本溪，主观上是她想追寻更纯粹的国学，觉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可能更适合自己对学业的追求”。这段话，完全可为刘同学的“北大情结”作背书。可是，其中的提法，却似实而虚，恐怕想得太单纯了。

　　什么叫“更纯粹的国学”？相信读过中文系的人都知道，综合性大学的汉语言文学系本科，是没有所谓“纯粹的国学”的，而且没有“更”的概念。从前是这样，在强调“通识教育”的今天，更不可能独尊一术而不及其余（需要提醒的是，对“国学”概念，要厘定清楚，否则难免走错门）。这是明摆着的，除非现在还有民国时“无锡国专”或者私塾、书院之类。刘同学倘若纯粹冲着“更纯粹的国学”去北大，恐怕会失望的。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挺重要。在我国近现代那些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不是中文系出身，甚至连历史系、哲学系都不沾边儿。这就意味着，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国学”研究者，读大学中文系是一个重要条件，但绝对不是必要条件。决定大师们的成功因素，乃是出于自觉和兴趣；至于所拜的导师，也不是仅囿于某校某系，他们或拜了一位游离于体制外的老师，或转益多师，或干脆自学成才，如此而已。而说到研究学问，以词学为例，从前的顶级学者如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钱仲联、胡云翼等（包括他们的研究团队），都不在现在热门的“985”院校，刘同学心仪的大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从来也没有超过他们。北大很棒，想学“纯粹的国学”，能够在相对优越的学术环境里固然好，但那种非北大不进、非北大无以成才的理念，是没有多大道理的。一味拘泥于这种想法，其本身是否过于“功利”了？

　　值得一提的是，像香港大学这样非常西化的大学，教师的学术背景和视野，非常深厚宽广，而这正是内地学者所欠缺的。这点相当重要。以前那些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等，都有在域外游学的经历，接受相当的西式教育，这对于他们拓展思维空间和完善学术规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比接受过多少多少“纯粹的国学”都重要。再者，像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丁邦新的专业素养，内地哪个学者敢说“我已超过了他”？因此，我们不要先入为主，想当然地以为人家“不行”。

　　刘同学的选择，好比穿鞋，合适与否，只有她最清楚。只是，她认为“北大”这双鞋适合自己，则让人疑惑：还没穿呢，咋知道就行？也许世上有一种鞋，更结实更轻便更舒适更时尚，却不是穿着鞋并自认合适的人都了解的，需要有人给出一点参考意见。拙文算不算其中之一？但愿我不是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