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赵超构已辞世有年。在他的晚年，虽已担任新民晚报社社长并有多项兼职，声名远播，但仍笔耕不辍，迭有杂文佳作问世，充满了爱国激情。上世纪30年代初，赵超构在南京《朝报》任编辑，主笔评论，他同时又是记者，坚持实地采访，访查民情，关心同胞疾苦，与南京市民同呼吸共命运，亦是宣传抗日救亡的尖兵。以至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许多老一辈南京人每读到《新民晚报》上“林放”（即赵超构的笔名）的杂文，便油然生出亲切感，勾起对这位优秀的新闻记者的回忆……

　　揭露宰牛厂污染秦淮河

　　1934年底的南京，地冻天寒，秦淮河水枯，汉中门外二道埂子至石头城、芦柴厂一段因水枯造成河滩成片裸露，河上航船都受到影响。而河东岸的宰牛厂造成的河水污染更是触目惊心，天天有大量污水不经任何处理就排入秦淮河，造成芦柴厂一带居民用水困难，怨声四起。接到投诉的《朝报》遂派出记者赵超构前往采访调查。他发现宰牛厂环境卫生极差，厂区到处可见垃圾污物，又脏又臭，厂里有些工人竟将污水池中的血水随时排入河里。赵超构当即拍照取证，并向工厂主事者提出严厉批评。接着，他在《朝报》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呼吁市政工务局、卫生局等部门切实履行责任，监督宰牛厂改善环境卫生，控制污染。宰牛厂迫于舆论压力，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发动工人打扫卫生、将成堆烂草等垃圾装船运往江北农村当作农田肥料等。但过不了多久，宰牛厂又故态复萌，当地居民复又投诉。赵超构得知后，遂再次自告奋勇地前去采访调查，督促解决问题。他的认真负责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也受到报界同行的好评……

　　赵超构，浙江瑞安（今文成县）人，生于1910年，他于1930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政治经济系读书，勤奋刻苦，品学兼优。父亲赵标生很希望儿子能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政界，谋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但偏偏赵超构无意仕途，却有志于文化新闻事业。1934年夏，他大学毕业后，几经努力，得以进入父亲朋友王公韬在南京创办的《朝报》，当上了一名记者。当年的《朝报》日出四开二张，一张刊登新闻，一张刊登广告。由于比较关注民生，版面又比较清新活泼，《朝报》与南京《人报》均成为私营报纸之佼佼者。

　　赵超构勤奋努力，文笔又好，很快脱颖而出，被总编辑朱虚白看中，改任编辑，主笔评论。他撰写的评论精炼生动，贴近生活，又注意关心社会弱势群体，颇受市民欢迎，吸引来许多订户。赵超构即使再忙仍坚持兼任记者，关注社会热点新闻。在《朝报》的三年期间，他还采访报道过城西广州路市政工程事故案和水西门一带青帮头子、恶霸缪凤池（他还兼城西警察分局探长）无故施暴殴打一名男童案等黑幕案件，广受好评。当然这也给赵超构引来一些麻烦，比如受到流氓恶徒的人身威胁，但他仍顶住压力，曝光黑势力。多亏报社的王老板原在《中央日报》任过广告部经理，人脉多交际广，在官场上又有些能量，赵超构才安然无事。

　　批评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

　　当年的南京《朝报》，有两个专栏最受读者欢迎，一是青年漫画家叶浅予的漫画连载《小陈留京外史》，一是赵超构的评论文章。赵超构关心社会民生，亦关心抗日救亡，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为此不惜得罪前辈师长——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

　　1933年，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兼省府委员，其时省政府设在镇江。周佛海却在镇江住不惯，一年中倒有近半年住在南京，其公馆在西流湾9号，系一灰砖法式洋楼。周佛海爱交朋友，出手大方，在国民党军政界很吃得开。他附庸风雅，还喜欢结交些文化教育界的朋友。中央大学教授谢寿康、顾毓琇，金陵大学教授陈中凡、胡小石等，均曾是他的座上客。周佛海夫人杨淑慧待客人亦热情，说话得体。家里雇的厨师手艺又极好，尤其擅长于烹制湘菜与海鲜诸味，颇得客人们好评。二三年后，周佛海竟在其公馆内办起一个时政茶座，无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而且又在华北步步进逼挑衅、全国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严峻现实，依旧大肆鼓吹“中日亲善，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实行抗战必亡国，因为中国根本打不过拥有世界一流的陆海空军的日本”等谬论，令常来他家做客的南京文化知识界人士很反感，大多不再与其交往。但仍有陈果夫、张群、钱大钧、韩德勤、谷正伦等大员常来他家，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低调俱乐部”，颇为进步舆论所诟病。

　　赵超构得知此事后，很气愤，遂在《朝报》上撰写了一组文章，抨击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的错误言论，文笔犀利，令很多南京市民争相阅读，为之喝彩。国民党高层的主张抗日的政要们也表示赞赏。1936年春，胡适来南京开会，住中大校长罗家伦住所。他也应邀去了周佛海家做客。酒席上，胡适竟然也语出惊人，对抗战持悲观论调。此事传到社会上，受到各界进步人士的批评。赵超构征得报社领导同意后，立刻撰写了一篇评论，批评了胡适的悲观论调。据说胡适读了文章后很有些尴尬，称赞自己这位学生“文笔一流，名不虚传”，又说“各人都有发表见解的自由，我不会介意的……”

　　（摘自《上海滩》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