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嘱老伴路过菜场时带一斤半冬瓜，结果他买回来了两斤，多了整整半斤冬瓜。

　　“没有办法，她一刀已经切下去了。我总不好意思退回给她，因为没哪个顾客再肯要那已经切下的冬瓜的。”他向我解释道。

　　我自然不会说啥。我买这一斤半冬瓜是想煨一只鸭腿的。我虽不像德国人那样几乎什么都得用衡器先称一下，且计划性强，但大致也是有计划的，这一斤半的冬瓜煨只鸭腿是已到其极限的了，若超过一二两，那汤的鸭味就显淡了，若是超过了半斤，那汤简直如同一粒米笃粥（毫无米气的了）。那这多余下的半斤冬瓜将它怎么办？若是年轻人这是不成问题的，扔了算了！而我是个老苏州，最恨的就是暴殄天物和浪费了。那么煮了吃它？冬瓜是轧荤淘的，没荤菜搭配的我还不想吃。所以这半斤冬瓜令我尴尬了。

　　这一次是我去买冬瓜了，特地到一个老菜贩那里去买（她是常卖冬瓜的，手中有数的）。我斩钉截铁地嘱她切一斤半冬瓜，她眼快手捷，一刀下去巧的又是个两斤！她往我篮子里一放。怎么办？退回给她，还是自己“吃下”？

　　如果她多切了一斤，我尽可与她理直气壮地倒扳账，但现在偏偏多的只是半斤，它在可理论与可马虎之间，在旁人看来，这半斤冬瓜能有多少钱，斤斤计较犯得上吗？再说，一刀下去哪能吃准得丝毫不差分毫的？这一刀就是老菜贩的厉害之处了！她要撑足她所能推销商品的极限。而且让我只得哑口无言怏怏而返。

　　我细细揣摩，若是我下次再去买冬瓜，我开口要的应该是一斤，先设计好菜贩们的提高量，这样就恰好是一斤半了。关于这现象，我姑且杜撰为“半斤冬瓜现象”，其实向来多的是。在“文革”期间我们下放的苏北农村，起初公社通知开会，通知是早晨八点半开会，我那先夫一大老早摸黑就骑车上路了，到公社刚过八点，他进会议厅，一个人也没有，呆在那里老等，八点半到了，仍是没人，直到九点半才见会议召集人（公社主任）懒洋洋地来了，见了我老公反倒问：“你怎么老早就来了？”后来与会者见了我夫皆笑他傻，他们告诉说按老规矩。八点半的会能在九点半开算是准点的啦！因为这期间是有个提前量的。我夫却上了个老死当。

　　前几年我家房子装修，到大商场买了装修材料和家电，大商场约定送货上门的时间后嘱我们老夫妇俩在巷口等待。哪知从来没一个是准点的，譬如约定上午九点，我们在上午十点到巷口去等，还等不来的，直到我们饥肠辘辘，望断南飞雁，各家各户的窗口都飘出了饭菜香并传出了碗筷声后，他们这才姗姗而来。

　　我儿子却一点也不奇怪，他说他们上午能来已算是准时的啦，要是他们约定了九点而准点九点到，那是不正常的啦！——他们年轻人已是见怪不怪的了，悲夫！

　　我是古稀老人，年轻时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儿的。所以感觉到自己的脑筋赶不上趟了。

　　先夫在上了公社开会呆等的当后，曾对我讲过一则弘一法师的故事：

　　有人与弘一法师约定时间前去拜访，友人迟到了五分钟，弘一法师人虽在，但拒绝了相见，说是失信了，以后再说吧。

　　古人认为“人无信不立”。若是凡事都有个提前量与提高量，那我们做人行事以何为准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