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那天，扫墓大军浩浩荡荡，望着高架上的滚滚车流，心生些许羡嫉，因为想去那几位故人坟头抚碑吟思，竟成奢望！

　　学长永康兄是新中国第一代下乡知识青年，1957年高中毕业后放弃考大学，去上海郊区彭浦乡插队当农民。我曾几次见他卷起裤脚赤脚在菜田里忙，觉得一点不好玩，他却整天乐呵呵的。他爱管闲事，是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为圆我的梦，他一改宁折不弯的硬脾气，四处找人，比我自己还要起劲。最后没了辙，他想出一个奇招。他不明白圆梦是水到渠成，当然是白忙了一场。他对朋友热情似火，对自己却毫不上心，患高血压不遵医嘱，于1993年夏患脑溢血突然离世。他似乎有预感，临行前一个月，三天两头来电话约我吃饭，要祝贺我一本陶著连印三版。那时我天天讲课，忙得气都喘不匀，哪有心思去，几次怪他添乱，他却不生气。那个劳而无功的奇招，他瞒得如铁桶一般，我一直被蒙在鼓里，得知此事时，他已离世20年。听说他葬在川沙，问了很多人，打听不到墓址。好想陪他去“红房子”吃顿西餐，对他道声迟到的“谢”，长夜茫茫无边，哪里还有他的踪迹！

　　潘冷云老师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去了重庆，成为陶行知的学生、同事，他追随陶先生从四川到上海。在陶师身后，是四川育才学校迁沪的先遣组成员，也是出力最多的陶门弟子之一。他为陶行知事业奔波一生，改革开放后，他为恢复山海工学团殚精竭虑。为办现代新型的乡村学校，他坚持创新，为大场父老乡亲做了很多事，农民都亲切地叫他“潘大哥”。我进入陶行知研究领域，得到他很多关照帮助。我出第一本陶研著作时，他为我看稿，写修改意见，还订了好些书。我第一次上台讲“陶行知”，他写了提纲供我参考，还为我打气：“做中学，是陶行知精神！”他总是说：“只要是学陶，我支持你。”他因劳累过度，于1994年7月27日因病去世。他的遗体捐给医疗机构，当然不可能建墓，只有一棵银杏树是遵他遗嘱种的，已亭亭如盖，每次走过树下，只听树叶在风中吟唱，再不见老师亲切的面容，心中黯然。他是我30年坚持学陶的引路人，我从未谢过他。现在，再想喊一声“潘大哥”，长空寂寂无声，不会有回应了。

　　林君是青梅竹马的好友，从小我们就在一起做梦，他想研究石头，我要去写书。长大后，我们在两股道上奋力前行。30年后重逢时，他已成为著名科学家，攀上了地球化学这门学科顶峰。我已出了好几本书，成了作家。曾与他相约去西山看红叶，与我们多舛的青春岁月作别，再庆祝我们都已梦想成真，但他忙我更忙，明年复明年，总不能如愿。豁达的他最后未能免俗，身陷纠葛无法自拔，又不明种种玄机，与某个荣誉称号失之交臂后，走不出落选的阴影，于2003年遽归道山。他病危时，我赶去看他。一辈子想说的话，在诀别时只有寥寥几句。他说，我走时，会又老又丑，别来送我。我说，欠满山红叶，你何时还？听说他葬在昌平，我几次向他学生打听，无确切消息。想起那个美丽的约定，长路漫漫无尽，往哪儿走？

　　如果有座坟，清明时节可去培一抔土、洒一掬泪、点一炷香、说几句话，就算天人永隔，相信清风明月会向亡灵传递信息。如今，依稀旧貌渺无迹，倏忽沧桑数十庚，唯有涕泪欲泫，雨丝盈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