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夜光杯》上读了任溶溶先生写的《想起文字改革工作》一文后，也引起我的一些回忆。人们都知道任老是著名儿童文学家和翻译家，可他还是从事文字改革工作的前辈。1938年，任老还在读中学时，他就在学校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学习过拉丁化新文字。解放后，在上海成立了由陈望道任会长、倪海曙任副会长的新文字研究会，任老任秘书长。这个研究会直至1957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后，就停止活动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适应文字改革工作的需要，上海成立了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我和任老都当选为理事，于是我和他就经常在一起研讨语言规范化问题。

　　1959年，我被选送到由教育部、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合办的北京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在开学典礼上，我聆听了中央文改会主任吴玉章的讲话，他勉励我们要为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多作贡献。我学成回沪不久，就被少年儿童出版社请去教编辑们学习汉语拼音。半年后，少儿社出版的《小朋友》和有些少儿读物已经注上了汉语拼音，让小朋友既能看故事，又能学汉语拼音。

　　为了推广普通话，提高市民的普通话水平，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和上海电视台曾联合举办了多届《我爱祖国语言美》普通话比赛，我和部分理事被请去当评委，其中有著名播音员陈醇、朗诵艺术家过传忠和戏剧学院教授赵兵等。当时参赛者来自各行各业，由电视直播，盛况空前。上视的新闻播音员印海蓉就是当年参加第一届比赛脱颖而出的佼佼者。通过几十年来的推广、培训和使用，如今上海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普通话水平已有了极大的提高。当今，社会上积极提倡要学讲上海话，保护上海话。对此，我非常赞同，但在学说上海话、保护上海话的同时，仍须提高全国的通用语——普通话的水平。惟有如此，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人，才能和全国各地的朋友更融洽地进行交流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