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孟工头和一个土匪来到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杨子荣让两名战士把土匪给绑了，并假意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山上自会见分晓，也没太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

　　“座山雕”很狡猾，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杨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哨卡，都让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哨卡上的土匪也一块儿给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三道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这是一个被当地人称作马架棚子的木棚。

　　杨子荣命令两名战士看好土匪后，带领其他战士冲进棚子，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共有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鹰钩鼻子、留着山羊胡的瘦老头，这人正是惯匪“座山雕”。至此，杨子荣与战友们一举将作恶多年的“座山雕”及其属下土匪全部活捉。二团团部给杨子荣记了大功。

　　消灭了“座山雕”，剿匪任务并没有结束。1947年2月20日，杨子荣又领了新任务。这次是清剿土匪刘俊章、丁焕章和郑三炮。23日，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向土匪所在的屋内猛扑过去。慌乱中的土匪开始操枪，杨子荣立即扣动扳机，可能是天气太冷枪栓受冻，枪没有打响。这时，从屋内射出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了杨子荣的胸膛，杨子荣晃了几晃，便倒了下去。开枪的土匪见打中人了，吓得扔下枪冲出门逃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怀疑孟老三（孟同春）一辈子隐居山上，夏天种大烟，冬天打猎，有土匪嫌疑，于是把他揪了出来。没想到，他心中有鬼，自己招供了。交代的时间、地点、情节与杨子荣牺牲时的情景一样，后认定他就是向杨子荣开枪的人。最终，孟老三被法院判刑7年，后病死。

　　杨子荣倒下后，战友们爬上屋顶，揭开房盖，向屋内扔手榴弹，终于把这股顽匪消灭干净。

　　2月25日，二团的干部战士为杨子荣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安葬仪式。3月17日，追悼杨子荣大会在海林朝鲜族小学广场举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授予杨子荣“特级侦察英雄”光荣称号，他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杨子荣参军后就随部队去东北剿匪，由于战事紧张，加之他当侦察员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隐蔽性，所以杨子荣没有给家中写过信。因为家里不知道他在部队用了杨子荣的名字，这就给家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1947年腊月二十三日，村里一个从东北回来的人说，在牡丹江看到过杨宗贵，说他“一身土匪打扮，头戴礼帽，穿黑棉袄，腰间插着两支匣子枪”。这天晚上，宋学芝和儿媳被叫到村公所受到一番盘问。村干部说：“人家都看见了，还能有假？”在第二年开春时，村里取消了杨子荣家的代耕，又派人把挂在他家大门口墙上的“光荣军属”牌子摘下来。宋学芝不服，一连上访多年，公社、县里和地区她都去过许多遍，单是去县里上访就有数百回之多。后来，县里认为证据不足，于1957年1月发给宋学芝一纸失踪军人证书。1958年11月，又给宋学芝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证。

　　1966年，宋学芝去世。老人到死也不知道《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就是自己的儿子。杨子荣的妻子因为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又背上了“土匪家属”的黑锅，再加上女儿夭折，自己得肺结核病无钱医治，忧思成疾，在1952年秋离开了人世。

　　寻访杨子荣身世的经过

　　1947年2月杨子荣牺牲后，墓前只立了一块墓碑。碑上只记载了烈士的生卒时间是1917年至1947年，其个人简历、生平业绩则是一片空白。曲波在《林海雪原》一书中，也只是交代了杨子荣老家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农村，甚至连杨子荣的照片都无从获得。

　　1966年，海林县委、县政府决定派民政局副局长关会元等一行4人去北京、胶东查寻杨子荣的籍贯、身世和家庭情况。他们先到北京找曲波。第一机械工业部造反派诬蔑曲波写《林海雪原》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曲波正在挨批斗。曲波只说，杨子荣是胶东人。他告诉海林来的人说，杨子荣的战友孙大德也在北京。关会元找到了孙大德，孙大德也只说杨子荣是胶东人。

　　关会元等人又到胶东，虽然查出一些线索，但都不能认定。第一次北京、胶东之行，无功而返。

　　尽管初查未果，但关会元并没失去信心，他又拿出新的方案。1968年5月，关会元率调查组第二次到北京，并找到了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

　　部队副政委姜国政是杨子荣的老战友。听到海林县派人查询杨子荣的生平情况，非常激动。他说：“杨子荣为了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又献出了生命，我们作为他的战友和同志，连他的身世都说不清楚，就太对不起先烈和后人了。”在当时“文革”的复杂形势下，他以部队回忆军史为由，把杨子荣在北京的老战友曲波、孙大德、刘崇礼、魏成友等人召集到一起，召开了老战友追思杨子荣座谈会。

　　老战友们百感交集，发言特别热烈。有的说杨子荣家在荣成，有的说在牟平，还有的说在文登，众说不一。但是谈起杨子荣的相貌和特征时，大家的口述形象却是相同的：长脸，颧骨稍高，浓眉大眼，有少许络腮胡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爽朗、健谈。

　　为了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姜国政从部队抽出两名干部与海林调查组一起前往胶东，开展调查工作。一来到胶东，联合调查组就直奔烟台地委说明来意，请求协助。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县区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各县区公安、民政、武装部通力配合，支持调查组开展调查。各地通过广播、贴寻人启事等形式，查询杨子荣的籍贯、身世。仅三天时间，调查组就收到127条线索。对于其中有价值的线索，调查组找相关人员面谈、核实，但没有一人与杨子荣姓名相同。

　　有一天，牟平县城关公社民政干部马春英提供了一条线索：许多年前，嵎峡河村有一位老太太，老来查儿子当兵的事，可她说自己儿子叫杨宗贵。而且，她儿子参军后一直没给家里写信。后来传说他开小差当了土匪，村里停止他家的代耕和军属待遇。老太太不服，到县里找了几百回。后来，县政府认为证据不足，于1957年和1958年先后认定杨宗贵为失踪军人、革命牺牲军人。

　　调查组把情况向在北京的曲波等人作了汇报。1969年6月29日，曲波给调查组回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年龄，当年（1945年）29岁和30岁。二、有妻子，小孩有否不详。三、杨子荣当兵时改名参军可能性较大，否则其家属为什么多年不向我联系呢？四、中等身材，一米七至一米八。五、为人活泼、热情，能言善道，人缘好，社会知识丰富，农耕是好把式，能下力吃苦。酒色财气不沾。他曾对我的警卫员刘希茂说过这样四句话：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

　　不久，调查组又根据1968年杨子荣老战友的回忆及曲波来信提到的情况，查访当年领杨子荣、韩克利一起到雷神庙报名、体检的孙承祺，又找到了当年村里和邻村当兵的人和本村一些老人，还专门查访了杨子荣胞兄杨宗福，他们所谈的情况与曲波等人的回忆是吻合的。初步确认，杨宗贵和杨子荣为同一个人。

　　1974年秋天，关会元去北京让杨子荣的战友辨识一张翻拍的、放大的杨子荣照片，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不是杨排长吗？从哪儿得到的？”与此同时，这张照片又送到嵎峡河村让村子里的老人们指认，老人们都说：“这不是宗贵吗？”当照片送到杨宗福手中时，他先是泣而无语，过了一会儿，号啕大哭。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共海林县委、县政府先后五次修建烈士墓碑、两次重修杨子荣纪念馆。杨子荣烈士陵园也被黑龙江省政府批准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1年，中共牟平县委、县政府为纪念这位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在县城中心位置建起了杨子荣广场，在城南杨子荣参军集合的雷神庙西侧，建起了杨子荣烈士纪念馆。

　　（摘自《党史博览》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