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上海明止堂古砖文化研究与保护中心的藏砖中有十数枚字砖，出土于会稽地域，而砖铭之主人和地域却属北方地区。这十数枚古字砖实际上隐约地表述了一段史实：两晋南北朝之乱——北人南来之大迁徙和侨置郡县。周振鹤教授曾言：论述侨州郡县一直是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个难点，其难度只要举一个简明的例子便可以明白。唐人写《晋书·地理志》的时候，就将东晋时的一些侨州的名字加上南字，如南青州、南兖州等等，其实侨州加上南字只是南朝宋以后的事。这一错误一千二百年来没有人发现，直到清代钱大昕才悟到。（周振鹤：《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

　　嘉定钱大昕是笔者少时倾慕之乡贤，为什么是他最先拨开了此段迷雾？因为钱氏不仅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还是个收藏字砖研究字砖的金石学家。

　　对于近代学者，笔者最佩服陈寅恪先生之学问，陈先生对两晋南北朝研究多有承前启后之功，其《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堪称北人南来研究之开山作，论述精细，尤见功力，有意思的是陈先生也跟字砖结下缘分，写此文时适见一块晋永嘉年字砖。

　　二、陈寅恪北人南来至会稽之推论

　　“北地傅氏砖”（见图）2002年出土于上虞驿亭镇五夫，此为会稽郡所辖之地。北地属雍州，今地大致在陕西西北，傅氏是北方高门望族。缘何北人傅氏出现在江左之会稽？

　　公元280年，司马氏灭孙吴，晋室统一天下。十余年后的291年，宗室间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爆发，并于301年发展为大混战，直到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毒杀惠帝，另立怀帝，权入己手，“八王之乱”才告终结；而在“八王之乱”争斗正酣时，东汉以来内迁各族乘机纷纷起兵，史称“五胡乱华”。此“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使得晋室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于是导致“永嘉南渡”，这一大迁徙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版图、民族格局和人口分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由于正史中记载十分隐略，年代久远后更无史料可觅，对这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的研究开展极为困难。然而陈寅恪先生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以下简称陈文），可以说是打开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经济史的一把钥匙，陈文为解释东晋南朝北人南来之迁徙和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问题，开启了路径。陈文指出“北人南来之路线及其居住地域问题，实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经济史之关键所在”，“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不徙有事发生，徙则有大事发生，南北朝无一大事不与徙有关”，并推论出“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分为二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对于“过江名士”即北方高门豪族的居住地域问题，陈先生进一步推论出“新都（即今南京）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即今镇江常州）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即今苏州）、义兴（即今宜兴）、吴兴（即今湖州）皆是吴人势力强盛之地，不可插入。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之会稽郡，转而东进，为经济之发展。”然则推论终究是推论，尚需要文献史料中求得实证，而“北地傅氏砖”等一批会稽砖的出土乃为此推论提供了实物的依据，此砖乃北方高门大族傅氏流寓江左之实物证据，是北人南来的实证，它证实了陈寅恪先生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会稽之推论。

　　三、钱大昕侨置郡县之考据

　　陈寅恪指出“东晋元帝者，南来北人集团之领袖。”元帝司马睿于永嘉元年七月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身份出镇建业（即建康）。以吴土旧都建康为新都，故士族大家相率过江，聚於周围。

　　陈文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言“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推知“东晋初年京口晋陵一带地广人稀，后来此区域发展繁盛实有赖于此种避难南来者之力也。”此考证实乃精细也！

　　具体来说，如上层阶级（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移居新都建康及其近旁之地以及会稽临海间之地域；中层阶级（以武勇擅战著称）早渡者居京口晋陵一带、晚渡者居襄阳一带；下层阶级（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则与吴人杂居并逐渐同化于土著之吴人。

　　那么怎么安定这批大族率领下具有群落性质又难控制其动向的流民呢？答案是“侨置郡县”，按原籍郡望地名划置到新居住地，用丢失的旧土来侨置故称，可表明光复失地的决心和王土的完整性，名义上维持了一统之江山。

　　值得一提的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嘉定钱大昕有关北人南来及侨州郡县之考究首先取得了非凡成就，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在《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一书中对钱氏的贡献作了三点总结：

　　其一，钱氏指出东晋侨置州郡无“南”字。

　　其二，钱氏阐明了《宋书·州郡志》所载水陆里程的意义。

　　其三，钱氏论证了土断与侨郡属州的关系。

　　钱氏为何能在北人南来与侨置郡县领域取得如此成就？《嘉定钱大昕全集》、《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和《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均载有钱氏所研究的字砖：汉“长生未央”篆书砖；汉“五凤三年”砖，出海盐；“晋太康四年八月”砖，在海盐县德政乡；“晋元康八年”砖，得之定远县；“晋元康九年八月汤猛”砖，在海盐县；“晋咸和四年八月”砖，在秀水钱氏；“晋咸康”砖，在句容县张氏；“徐奉”砖，在海盐县。

　　有意思的是钱氏对咸和四年砖特别感兴趣，完整记录了此砖的出土情况和流转过程并作了考据。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咸和四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苏峻乱于江淮，王羲之岳父司空郗鉴借机侨置郡县。 

　　四、为何北人高门望族要南来会稽?

　　除了北地傅氏砖外，琅耶王氏砖、琅耶诸葛氏砖、梁郡弓睢阳人砖、梁国弓氏居睢阳砖……一块块东晋南朝响当当的高门大族姓氏砖均出土于会稽，加之史料亦有记载北方高门望族寓居会稽的活动轨迹。这就值得考虑，缘何北方高门望族要南来会稽而不去其他地方？

　　陈寅恪指出“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皆是吴人势力强盛之地，不可插入。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会稽郡。”（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

　　西晋末三吴地区，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吴兴郡以武装实力独占江东鳌头，吴兴郡是容不下南渡大族染指自己固有领土的，反观吴郡的豪门士族呢？吴郡大族顾荣有才德之望，尤为南北士族所重，但武装实力薄弱，可说是有德无力,加之吴郡一马平地，易攻难守。相较而言，会稽豪门土族既有旧望著称之才德，又有仅次于吴兴豪门土族的军事力量，可说是德力兼备，软硬件具足，且有浙江天险作护卫，乱则有军事同盟堪以大用，地利优势以保无虞。因此会稽郡成为北人高门望族南来的首选目的地，一则易与会稽土族相融合，二则可以确保安全，避免再次战乱! 

　　五、如何理解会稽“乃吴人士族力量较弱的地域”?

　　现在把论题重新拉回来，北地傅氏砖虽然证实了北方高门望族南迁会稽郡之史实，然陈寅恪先生认为“渡过钱塘江”到会稽郡，是因为“那里乃是吴人士族力量较弱的地域”，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晋书·元帝纪》所云：“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业，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时三郡受命于司马睿集团的就有会稽郡，其豪门士族有贺循、孔愉、丁潭、虞潭、张茂等，可见会稽士族力量并不弱。

　　会稽“此盖关河之重复，泱泱大邦。”（[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二《韩伯·王述碑》）且司马睿在立国之前，就曾告诫出任会稽内史的琅琊人诸葛恢：“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晋书》卷七十七《诸葛恢传》）为获得会稽豪门士族的支持，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用其“忠贤”；在经济上以克制的态度，尽可能不损害其利益。当时余姚风俗，各有朋党，豪门土族借“江左初基，法禁宽驰”之机，“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晋书》卷四十三《山遐传》）渡江士族、河南山遐担任余姚令，绳以峻法，到县三月，查出藏匿户口万余，县人虞喜以藏户应当处死刑。山遐欲将虞喜绳之以法，但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并以虞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以山遐总是建造县舍，遂陷其罪。结果山遐因此而被免官。虞喜挟藏户口，害及朝廷直接经济效益，理当惩罚，但东晋初，朝廷以其“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不仅不处罚还屡次征召虞喜做官。

　　可知，会稽土著豪门士族并不弱，然而其地域分布是很不平衡的。当时会稽郡统辖山阴、上虞、余姚、句章、鄞、鄮、始宁、剡、永兴、诸暨等10县。而土著豪门士族主要集中聚居于平原地区的山阴、余姚两县，而剡溪——上虞江流域土族势力就相对薄弱（参见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所以陈寅恪的说法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笔者认为陈寅恪所述会稽郡乃“吴人士族力量较弱”指的是会稽郡的剡溪——上虞江流域士族力量较弱，而不一定泛指整个会稽郡，确切地说，整个会稽郡的综合实力是很强大的。

　　六、会稽地区没有侨置郡县

　　北地傅氏砖是纪郡望砖，虽然会稽高门望族林立，但此砖的发现从另一方面表明在会稽地区没有侨置郡县。

　　《晋书·地理志》记载：“……其后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风、河南、广平、义成、北河南七郡，并属襄阳。”

　　上述史料证明，原雍州流民是侨置在湖北襄阳。那“雍州北地郡灵州县都乡孝义里傅”之砖文，会不会表明在会稽地区同时也侨置了雍州？即使没有侨置雍州，会不会侨置了北地郡或者灵州县？回答是否定的，会稽地区没有侨置任何的州郡县（参见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一则渡江而来，迁徙会稽的只是上层高门大族的主要人物，底下并没有大批携领部曲、乡党等。没有形成一个大的“部族群落”，无需为这一小拨人侨置州郡县；二者寓居会稽的有很多高门望族，并非一支门阀独来，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琅琊阳都诸葛氏、北地傅氏等都迁徙而来，究竟该侨置哪一州郡县？三者，更重要的是三吴地区南人土族过于强大，不能视而不见。在会稽不侨置郡县是明智的，它确保了会稽土著豪门士族利益不受侵害。这样，会稽豪门士族才能竭尽心力，结成利益共同体，巩固江东政权稳定，以免整个华夏陆沉胡族。

　　七、北地傅氏砖与傅氏大族品格

　　北地傅氏砖之铭文——“雍州北地郡灵州县都乡孝义里傅”，前面的论述表明此砖不是侨置郡县之砖，但它却完整反映了傅氏家族保持郡望，标榜本籍的原始信息，也说明当时世家大族存在的基础是通过郡望来实现的。可以说这段砖文就是一张家族荣耀的大名片，大logo，大商标。北地傅氏家族是汉末至西晋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关于傅姓，最远可追溯到商王武丁时的国相傅说，而北地傅氏因得益于汉昭帝时的傅介子才引起人们注意。据《汉书·傅介子传》记载，傅介子为北地义渠人，以从军得官。昭帝时，傅介子两次奉命出使西域。因楼兰国王勾结匈奴乱杀汉使，傅介子折杀楼兰王取其首级而还，遂扬汉威于西域。他孤胆深入，扬威异域，其胆识和气慨受到世人敬仰，这也体现在北地傅氏砖中“孝义里”之忠义门风。东汉末年，北地傅氏已发展成为北方大族。西晋建立后，北地傅氏迎来了其家族发展史上的鼎盛期。生活在西晋时期的傅氏家族人物，主要有傅玄、傅咸父子，傅玄一生著述颇为丰厚。傅玄的著作，包括体现儒家思想的《傅子》和文集两大部分。傅玄子傅咸，“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晋书》卷四十七《傅咸传》）可见，北地傅氏砖之孝义里不仅反映出傅氏家族忠孝仁义之门风，也佐证了史料中记载的傅氏家族的儒学价值取向。可以说北地傅氏家族的南迁实际上也裹挟着儒家思想的南迁，两晋的一场战乱，一场移民，一场思想迁移，一支由王朝宗室高门望族及士大夫组成的逃亡大军带着儒家思想浩浩荡荡地向南开去。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这是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经济史之关键所在，引起了江左三百年的大变动。（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从思想史上来看，南渡以后，大批中原的知识分子结合江南本土文化，将中原儒家思想与江南本土文化做了一次全面的融合，尽管在此后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南方政权在政治上无所建树，在军事上毫无抵抗力，然而经济却迅速发展，思想文化日渐成熟，将儒家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为后来的隋唐出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济基础。

　　北地傅氏砖同坑有三块字砖，另两块是“齐故建元二年太岁庚申八月廿日造”和“州西曹傅慈（？）母张太家之灵墟”。

　　出土于会稽地区的字砖如：“琅耶阳都诸葛畅造”、“永和二年徐州琅耶国徐稚卿壁”、“永和二年徐稚卿琅耶人作壁也”、“梁郡弓睢阳人”、“梁国弓氏居睢阳汉……”，无不反映了永嘉之乱后，北人南来的大历史。以砖证史、补史，诚非空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