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揭露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实验

　　我们在前面提到安达车站时，同时还提到日军第731部队在安达车站附近设有一个特种打靶场，这个特种打靶场，同样由日军用于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日军先将被实验者——所谓“犯人”一一绑在打靶场内的铁柱子上，然后对他们进行检查各种细菌弹效能的实验。对此，一个叫柄泽的被告曾供述道：“……我两次到安达车站打靶场那里，亲身参与过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来实验细菌弹作用。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三年末，当时有十个人被押到打靶场上来，他们被绑在事先就栽在土里彼此相隔五米的柱子上。然后就在距他们五十米以外的地方，藉电流爆发一颗开花弹。结果有几个受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立刻——这点我事后才知道，——就受到了炭疽热的传染，因为这炸弹里面就装的是这种病菌……”

　　这以后他还参加过一次同样的实验。“第二次我到打靶场上去参加实验，是在一九四四年春季；当时解来了十个人，也和第一次一样，把他们都绑在柱子上，然后在距离受实验者约十公尺的地方，爆发了一颗装有鼠疫细菌的炸弹。”这些不幸者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死亡。惨死者的尸体就送到第731部队监狱附近特别装设的焚尸炉里焚化。

　　更悲惨的是，那些不幸的被施虐者在此过程中，还会遭受种种残酷拷打、暴刑和侮辱。个中过程，《审判材料》记载了受讯证人仓原的供述：“……在每一层楼上都有几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中部有几个小牢房，那里禁闭有受实验的人，或如曹长田坂告诉我说，这就是该部队所叫作的‘木头’……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监狱里除了中国人外，还拘禁有俄国人。在一间小牢房里，我看见有一些中国妇人……关在牢房的人都带有脚镣……三个中国人没有手指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头。吉村向我解释说，这是他对他们作过冻伤实验的结果……”

　　可以说，大凡进入第731部队魔窟的所谓“犯人”，几无生还可能。不错，其间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些“犯人”受细菌实验后，也会自行痊愈。如果是这样，那等待他们的就是新一轮受实验的折磨。用被告第731部队生产部长少将川岛清的话说，“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细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是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审判材料》还披露，日本宪兵队机关和日本驻满洲各军事团，根据他们所接到的命令，以及他们与各细菌部队长官商定好的手续，经常把被囚禁的中国人，满洲本地人和苏联公民送到各细菌部队里去，以供所谓“研究”之用的“特别材料”。为保守秘密起见，在宪兵队的正式文件上规定出了一个专门名词：“特殊输运”。对此，前“满洲国”军宪兵署日本顾问，证人橘武夫这样供述：“……有一种被抓来审讯的人，按我所管辖的宪兵署特务部路线，是应当加以消灭掉的。这种人就是……游击队员，激烈反对日本驻满当局的分子等等。这些被捕的人并没有提交法庭审讯过，因为我们总是径直把他们送到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去消灭的……”

　　日本战犯最后陈述中的忏悔

　　令人闻之切齿的日军第731部队如此惨无人道，与它沆瀣一气的第100部队，同样犯下了天人共谴的罪恶。后者同样用中国人活体，进行大量灭绝人性的细菌实验。而且，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还远不止只是第731和第100两支部队。

　　据知，我国学者曾先后在广州、宁波等地发现有日军细菌战的遗迹和我死难同胞遗骸，而我们眼前这本《审判材料》记载的一些内容，确凿地验证了这些事实。如曾担任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的佐藤俊二在接受审讯时承认：“我的罪过，就是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间确实领导过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随后从1943年2月到1944年3月间又领导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除此之外，佐藤还供述，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日军细菌部队“都曾使用细菌武器，如在飞机上撒鼠疫跳蚤等”。

　　《审判材料》的最后部分，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在判决书内容之前，是12名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的“最后陈述”。这些战犯大都已认识到自己及侵华日军的罪行，并有所忏悔。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部分日军战犯的“最后陈述”及他们的忏悔——

　　“我已了解到，我所犯的罪恶不仅对于我本人，而且对于我国全体人民都是一种奇耻大辱，因此我对此完全忏悔……日本在投降以后应该发展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因此所有一切旧罪恶都应被揭穿，应被根本铲除。我很清楚了解到我所犯的罪恶是危害人类的滔天罪恶。”

　　——摘自被告川岛的最后陈述

　　“我被任命为关东军总司令一职以后，始终忠实一贯地执行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底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样来努力加强关东军底作战准备。我承认我自己在加强细菌战战斗准备方面所应负的责任。至于当时为准备细菌战而进行的那些滔天罪行，那么我明白了解，对此应负责任的有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和第一○○细菌部队各届长官，以及关东军各届总司令，包括我个人在内。被告川岛刚才讲到了这些部队中所干出的罪恶行为，以及一般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罪恶行为。我对于他所说的这些话没有什么可以补充。这些罪恶行为是根本无法辩白的。我已经说过，我承认我应对该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即从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一切罪行负罪过责任。”

　　——摘自被告山田的最后陈述

　　且再看看作为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尾冢隆二的最后陈述：

　　“我承认我犯了向我所提出的罪状，并甘愿承受任何严厉的处分。我研究医学原是为促进保健事业，是要造福人类。我是个医生，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职业的人，而我竟不去执行医学家的神圣天职，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走上了准备利用细菌当作武器的细菌战的道路。这点我认为是我自己的奇耻大辱。这点我认为是一个身为医生者的奇耻大辱。我很懊悔我以前曾参加过这种罪恶行为。”

　　历史的审判不能忘记

　　暂且不论这12名日本战犯的最后陈述，是不是真的发自他们内心，但通过这本《审判材料》所记录的一切事实，毕竟披露了曾经的作恶者终于低头的姿态。低头不一定就是忏悔，但忏悔一定会低头。12名日军战犯何尝会不明白，他们在前苏联军事法庭上所作的最后陈述，对他们而言，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公诉人，同样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他们的审判。

　　最后，我还想再摘录另一名被告平樱全作在最后陈述中说得如下一段话：“对我们这班参加过细菌战准备工作的罪犯判处严厉惩罚，这对于那些现在正极力企图准备第二次细菌战的罪犯们乃是一种警告和告诫。我希望，那班应对准备细菌战一事负主要责任的罪犯，即日皇裕仁、石井将军、若松将军，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我深信，并且希望，凡是那些犯有准备细菌战罪而此刻未在受审者之列的罪犯们也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样的声音，应该不会佯装或只是为了取悦公诉人或法官，以获得减刑所发出的吧。12名日军细菌战罪犯，最后分别被判处2年到25年刑期不等。 （载自《检察风云》杂志2015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