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新生入学时，我想起了年少时去高中报到的情景。

　　1964年夏天，刚满15岁的我，收到了诸暨中学的高中录取通知。那时候，高中招生的数量很少，像我们这个有着七八十万人口的大县，每年仅招6个班共300名新生。村里人说，考上了高中就等于大半个身子进了大学，何况这是一所省内的名牌学校。

　　薄薄的一纸通知，给我们这个贫苦的农家带来了希望，母亲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知道，自八年前父亲去世后，母亲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但接下来38元的报名费却是一道难迈的坎。

　　这笔报名费，其中的14元是膳食费，一学期4个多月， 其实每天仅1角钱的菜金，条件的艰苦也可想而知。为了凑齐这笔钱，母亲先是果断地卖掉了每月都能剪一次毛的三只白兔，再分拆了半个谷仓，算算钱还不够，又把上代传下来的几块樟木板卖掉，三五天时间，备齐了费用。捧着这笔有笑有泪的巨款，直至今天，我还深深地怀有一种败家的歉疚。

　　从家去学校30里，门前有一条直通县城的公路，母亲决意要坐车陪我去。我一算，单程3角8分，再加上她的一个来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无论如何不答应。正当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对面村子里考上同一学校的伟达来约我同行。

　　伟达说，他打算乘着夜凉去。他父亲会拉一辆双轮车，行李可以全部放在车上。有老同学相伴，我拍手称好。伟达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考初中时没考好，录取在一所半工半读的水利学校，这次全校仅他一人考上了高中。

　　当一弯月牙从东山露头的时候，我们上路了。淡淡的月色，灿烂的星斗，映着这条灰白的沙石公路。伟达父亲在前面拉，我们跟在车后面，大声而忘乎所以地说笑着。

　　乡村的后半夜，暑气渐消，凉风微微，四周竟是那样的宁静和美妙。没有车辆，没有灯光，没有行人，连狗叫都很少听到，整个世界仿佛只跳动着我们这两颗青涩而兴奋的心。

　　刚出门的时候，我还穿着一双布鞋，走着走着，就感到不习惯，索性把它扔到车上，赤脚走了起来。当年的农家孩子，几乎没有不赤脚的，牧牛，挑担，甚至连上山砍柴都是这样。此后三年，这条上学之路，我们都是这样赤脚走过来的。回家带一根扁担，返校挑一担大米，脚下生风，撒下一路汗水和欢笑！这自是后话。

　　不知是说累了还是走倦了，两人渐渐地安静下来。吱吱的车轮伴着沙沙的脚步，在黎明时分愈显得单调。沉寂中想到这是去高中读书，我们便又兴奋起来，唱起了当时最流行的校园歌曲：“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

　　到了校门口，天还没大亮。看看时间还早，我们就绕到一座小山上。这时，太阳刚好露脸，染着朝霞的校园，果然风姿不凡。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座浅灰色的教学大楼，壮观，典雅，气派，想到自己马上就能成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并能从这里走进大学走向世界，一股豪迈之气顿时涌上了心头。这时的我，忍不住真想大喊一声：“我们报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