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

　　《文坛记忆》（作家出版社2011年11月版）作者周明以十分朴素、真挚的笔墨，通过亲身感受，描绘几代作家的性情、道德品质和人格境界,显得真切可信、亲切感人。本版选摘其中的部分内容。

　　茅盾与《人民文学》 

　　20世纪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支持下，《人民文学》得以复刊。我记得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也就是1976年1月号，是1月20日正式出版的。 

　　当日，我带了新印的五本刊物兴高采烈地给茅盾先生送去。那时，茅盾先生接待客人一般都在他家前院的会客室。而我因长期在《人民文学》工作，常常去看望他，是他所熟悉的一个晚辈，他因此破例让我每次来都到后院他的书房兼卧室见他，有时就随意聊天，有时我向他请教问题。这天，他接过刊物，立即仔细翻阅，边翻边兴奋地说：“喏，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他见复刊号的封面《人民文学》四个字用的是毛泽东的手迹，问我这字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 

　　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茅盾先生说全国刚刚解放的1949年七八月间，当时他和一批从香港归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文化界、教育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店，中央决定要他筹办一个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编就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求题写封面字。结果毛泽东只是题了词——即后来被文化界广为运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茅盾自己写，茅盾便请郭沫若写了。他说，为此毛泽东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我一听这意外的信息，喜出望外，便冒昧向茅盾先生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茅盾先生温厚地笑了笑说：“在，在。我珍藏在身边呢。” 

　　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这当然是1949年9月23日。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读着，我感到格外亲切，因为它是关于《人民文学》的。 

　　当时我便萌生一个念头，要是这封信我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该多好！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 

　　茅盾先生表示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本来我是珍藏着的，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可以，可以。” 

　　先生慨然应允。但却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了。带回编辑部后，大家高兴地争相传看，还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稿拿到王府井最好的一家“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 

　　记忆中的冰心 

　　大约是在最为恐怖的1967年的夏天的一日，当时已被打成“黑帮”，受到所谓群众专政的冰心，正在文联大楼四楼扫地，她看见我便迎上来，把我叫到楼梯口拐弯处，环顾四周无人，迅速将几张存款单悄悄交我，要我替她上交国家。并悄声交代我说：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西南几条铁路在修，这是解放前不能想象的事，很鼓舞人心。这几万元存款，本是人民发给我的薪俸，我没有多少用处，子女们也都各有工资，更不需要。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吧，国家还可以拿这些钱投资搞建设。 

　　那种时候，和“黑帮”讲话，如若被发现，都会认为是反革命串联。我收下了，答应办。但仍有些犹豫，怕出意外。尽管这一举动按理是爱国的行动，可那时哪有什么是非曲直？！ 

　　临分手时，她又悄声叮嘱我：“这件事，你帮我办了，只让经手人知道，千万勿语他人。我不是为别的，不希望张扬。”她说这些话时，言辞是恳切的，态度是真诚的。 

　　我点了点头，她才放心地去了。后来这笔款又退了回来，因为那时无人经管这些事。但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个在那血风腥雨岁月里处在危难中的老人，心里却还想的是国家和人民。 

　　还是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大兴抄家之风时，冰心同志的家，也被洗劫一空，同时很多人的家也被抄了。他们把抄家的物资集中起来在民族学院举办了一个所谓“修正主义展览会”，若干双皮鞋，若干件料子衣服，若干块进口手表和大量“封资修”的书籍，成了说明“典型的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展品。其实这些实物大都是冰心同志代表新中国出国访问时，外国朋友赠送的礼品，而且她大都没有用过，不料成了“修”的罪证。多年后落实政策归还时，除了衣物、书籍、字画外，还给了她六块高级进口手表。这些都是当时作为“谢冰心修正主义生活”的罪证，向革命群众展览过的“赃物”。其实呢，天大的笑话！谁知那些五花八门的展品究竟是从哪家抄来，七拼八凑起来的？！实际上并不都是谢冰心的。瞧，这六块手表，就只两块是她的。于是她又将其余几块归还专案组了。有人说她傻气，既然作为罪证展览过了，赌气也要把它收下，干嘛退回！？她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因为那原本不是我的东西。” 

　　向叶圣陶请教 

　　1975年秋天，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中央批准恢复《人民文学》，我们开始搬进东四八条52号办公时，正好这座办公楼的对门东四八条71号是叶圣陶先生家。叶老是文学界的前辈又是成绩卓著的出版家、编辑家。我们当时恢复办刊物，常遇到许多疑难事，也就免不了向叶老去请教。每次，叶老总是耐心听取我们述说情况，而后给以指点，给以启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短篇小说逐渐活跃起来。学写短篇小说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个很好的现象，一定会有大批人才涌现。但在创作中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探讨。为此，于1979年10月中旬，我们就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向叶老请教。 

　　当时是我和肖德生、傅活同志去的，就在叶老那整洁、幽静的四合院家里。我们采取的是对谈方式，有问有答，亲切随便，针对性强。 

　　开始，我们先向叶老说明了《人民文学》拟在近期集中刊登一组比较短的短篇小说，字数都不超过5000。这样做好不好？ 

　　叶老连连点头赞许说：好，好。他指出：短篇小说要写得“简练和紧凑些”，“作者在动笔之前不妨多想想，我这篇作品的主要意思是什么。为了把主要意思传达给读者，哪些是必须着力写的，哪些只要交代一下就行了。哪些简直可以不写，预先都得有个数。” 

　　说着，他略为停顿，呷了口茶，又继续讲下去：“写作之前为读者着想，写作之中为读者着想，写完之后还是为读者着想。心里老记着读者，作者才能凭借写在纸上的文字，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读者，跟读者交心。” 

　　我想起，同样的意思，叶老在他《动笔之前和定篇之后》文章中，也强调提出过：“文章既然准备给人家看，就得在动笔之前问问自己，想想人家。” 

　　他接着又说：“写的时候不妨随时问自己：对人物和环境这样描写是为了什么？要这几句话是为了什么？写这个细节是为了什么？……经过这样反复思考，一定能够写得比较简练，比较紧凑，这就是常说的剪裁问题。” 

　　我们还就文艺与生活、人物的典型化、艺术的构思、情节的提炼、写作的技巧等范围广泛的问题讨教于叶老。没想到，叶老都一一耐心作答，发表了自己精辟的看法。后来，根据这次谈话记录，整理、发表的叶圣陶《跟“人民文学”编辑谈短篇小说》一文，受到读者的欢迎。 

　　当时，叶圣陶先生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但他思路清晰，谈锋甚健，且声若洪钟。这次，他不仅回答了我们关于短篇小说创作问题，还谈到了编辑工作。这在后来的我多次拜望叶老时，几乎每次他都关心地询问起编辑部近来收到什么好稿子没有？发现了什么新作者？他的作品有何特色？等等。 

　　叶老如此关心编辑工作，这般爱护编辑，我想这自然同他有着几十年的编辑经历不无关系。 

　　从20年代初期起，他就担任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国文部编辑，后又转入开明书店任编辑，兼编刊物。丁玲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梦珂》，便是1927年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时从来稿中发现的。他选中这篇小说后，为了推出新人，以头条地位给予发表。接下来，在他的热心扶植下，丁玲的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三篇小说《暑假中》，第四篇小说《阿毛姑娘》，也都登载在刊物的显著地位——头条。随后他又帮助丁玲将这几篇小说结集在开明书店出版了第一个短篇集《在黑暗中》。一颗新星升上文坛。难怪丁玲说没有叶圣陶就不会有作家丁玲。1979年夏天，当丁玲历经20年的苦难回到北京后，便立即先去拜望叶老。依然是情深意绵，不由得叙说起当年那段难忘的“文学姻缘”。 

　　巴金的成名也和叶圣陶的发现、扶持不无关系。1928年秋天，当时在巴黎的巴金，在几本硬皮的练习本上写下了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灭亡》，寄给了他一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叶圣陶首肯了这部作品，认为作者很有才华，很有发展前途，立即决定在次年（1929年）春季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并亲自为它写了内容预告：《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于是，24岁的巴金登上文坛。 

　　和张天翼同住一个房间 

　　张天翼同志在文学界是极有声望的老作家、老前辈。他又曾是《人民文学》的老主编。我不仅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工作过，而且“文革”前和“文革”中间，我还一直同他住一个院———北京东城小羊宜宾胡同5号（作协宿舍）。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内的房屋高大宽敞，雕梁画栋，十分考究。中院是一块宽阔的园地，种有香花、野草，还有一架葡萄，一棵挺拔的白杨树，一棵直到秋天还开放着鲜艳花朵的凤凰花树及几株每年最早向人们报春的、芳香扑鼻的白丁香、紫丁香。就是在这样一座幽静、舒心的院落里，勤于笔耕的作家张天翼，春播秋收，果实累累。也就是在这座院落里，我得天独厚地有许多机会，向他求教，向他学习。他如同春风夏雨般给了我许多教益和帮助。这一切自然将使我终生难忘。后来，那个狂风暴雨突然袭来的1969年底，我们又被赶下湖北咸宁一片荒野的“五七”干校。这期间，我又同他住在一个房间。那时，他还没“解放”，还是“专政”对象。我呢，起先还乐滋滋地，因为是“革命群众”。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也被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现在想起来，那时真可笑，也可恨。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曲直不分，祸国又殃民。 

　　大概从抗战初期起，张天翼同志就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那时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不像现在，肺病，就是致命的病，给病人带来许多不堪忍受的痛苦。因此，从那时起，张天翼就长期被病魔纠缠着，折磨着。他几乎是望秋先零——体质极度衰弱，经不起风霜。长期以来，他都是带病写作，带病坚持工作。在作家协会里，是一名人人知晓的“老病号”。所以到了干校后，他也只能做点轻活，不能下地干活。于是他和谢冰心、臧克家被分配看门、看菜地。那时节，像正是壮年时期的一批诗人、作家如张光年、严文井、侯金镜、李季、郭小川、冯牧、葛洛等同志都被惩罚扛大活了。干大活、流大汗。当时已届老年的陈白尘被赶下湖放鸭子去了。湖北，尤其是我们干校所在地的茫茫荒野里，气候极不正常，冬冷夏热，热起来要人命。好在大家总算挺过来了。也有令人痛心的牺牲者，如侯金镜同志。 

　　虽然是看看门，看管菜地，他和冰心、臧克家依然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只要有猪哇狗哇、大水牛跑进菜田，他们便大声吆喝，赶将出去。 

　　由于我们同住一室，他们又是轮流值班，空闲的时间，我们就在宿舍里聊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那时节，在干校除了干活，卖力气，人斗争人（美其名曰“斗批改”）之外，又无其他任何事情可干，更无工作任务。你是作家，如果写作，那也是大逆不道，犯罪行为。是“新动向”。不是功，而是罪。我们天真的诗人郭小川，就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无论是平日，还是下地劳动时，他随手总是带一个小笔记本，一有空，也有感时，总拿个笔在本子上写着诗。后来，其中的一首诗居然在干校墙报上公开发表了，惹起了祸端。上面知道后可闹腾了一阵子，左查问，右追查，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批了一通。可我们天真的诗人郭小川还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个诗人哪，诗人不为人民写诗，还算什么诗人？写了诗，怎么反而成为我的罪过呢？！ 

　　因此，我们大家只有聊天。聊天，可以解除重劳动的疲劳，也可消磨时光。开始，在宿舍里，我和林绍纲同张天翼同志也只是聊聊无聊的生活琐事。时间久了，毕竟一些生活琐事，是无意义的，也是乏味的，不想再提及这些话题了。而我，从在大学读书时起，就对文学史很感兴趣，谈不上研究，只是读过一些这方面的书和资料。而张天翼同志又是从20世纪30年代走过来的一位知名作家，一位前辈，我何不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向他虚心求教一些知识呢？！后来，我们的话题逐渐就转移了。我问他的个人经历，创作历程，我问他的许多名篇的写作动机和构思，我问他同鲁迅先生的交往，我问30年代文坛许多作家和作品的情况，等等。总之，涉及的方面很广，交谈得也很自由、舒畅。使我深感，听他的亲切叙谈，真真是胜读十年书。 

　　通过那段非常时期的朝夕相处，通过那段日日夜夜难忘的交谈，我更深切地了解了他，理解了他。因而也更尊敬他，热爱他。他在那些断断续续的谈话中，给了我许多有益的知识，思想的启迪。至今，这些谈话历历在目，萦绕在我心间，如同昨天发生的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