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从老家贵阳赶来，照顾我20 多天，买菜、烧饭。他每天把饭菜端到我的床边时，就说：“你需要的是毅力，没有病魔是打不倒的。你蔑视它，它就会离你而去。”

　　20 多天后，我慢慢地可以走动。弟弟也要返回，临别前一天，他专门给我买了两套运动服和一件短袖的运动衫，我明白他的心意：接下来的日子，要靠自己锻炼、恢复！

　　我开始了病后的第一个采访——到大剧院看杨丽萍编导、主演的《云南的响声》。我身体虚弱得冒出冷汗，可我不能离开，因为演出结束后还要到后台给杨丽萍做一个简短的采访。我咬着牙顶到了最后，完成了与杨丽萍简短的对话。很快，推出了“记录命运”的栏目，以自己对生命伤痛的感悟去写人物的故事。每一次采访，我为他们的拼搏而感动。我深刻理解他们战胜自我的勇气和毅力。

　　我以为我好起来了。但很快我发现，我渐渐地发胖，原来医生用的是激素药。弟弟是掺合在饭里让我吃下去的。医生不让告诉我，怕我拒绝服药。我从87斤猛增至120斤。对一个女性来说，这不亚于病痛的折磨和打击。

　　我几乎不想见人。一天，王小慧的媒体负责人悄然打来电话，邀请我参加王小慧的活动，我纠结着答应了。活动那天，到场的大多是年轻、苗条的女记者，我黯然而自卑。以后，又参加了几次王小慧的活动，看到她的光彩照人，看到她的精力充沛，看到她的自信优雅，我突然被触动：其实，王小慧何尝不是经历过伤痛的人呢？她那本自传《我的视觉日记》，曾经让多少人为她的命运感慨！相比于她，我这点胖算得了什么？

　　我想到了父母，想到了远在国外读书的儿子，一旦我真的选择步入天堂，父母的痛会撕心裂肺，儿子也将失去母亲的庇护。我不能这样自私，不能把悲伤留给他们。我应该坚强地活下去。

　　我决定寻找中医，替代掉激素的西药。但西医的大夫告诉我：“中医是治不好你的病的，只有服用激素药才能控制。”我问：“那会胖成什么样子？”西医无奈地摇摇头：“会胖得路都走不动！”这重重的一击，几乎让我窒息。可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不会的，我一定要找到可以让我摆脱激素的中医！

　　我想起了浦东周浦医院的老中医方厚贤、杨容夫妇，我拨响了他们家的电话，叙述了自己的病情，方厚贤自信的声音传来：“你来一趟，我们亲自看看，我们会帮助你的。”我找到了以方厚贤、杨容名字命名的“老中医工作室”，接下来三个月，我开始服用方厚贤的药方。

　　我决定春节回去探望，方厚贤换成一套中成药让我带上，我几乎用行李箱的大半箱装药。抵达贵阳家中，父母感慨我还能回去，双眼湿润。他们只字不提一个“胖”字。

　　激素药慢慢退掉之后，我不再穿XXL的衣服。去年国庆，我坐在乔榛家里，听完他与病魔抗争的故事，我告诉他我也病过，激素药让我胖得极其难堪。乔榛仔细地看看我，对他爱人说：“你看，她也吃苦头了。”然后又对我说：“现在还好，现在还好！”我明白乔榛是给我信心。一场病，让我倍感亲人的关怀，倍感朋友的情谊，倍感寻找到老中医的幸运，倍感自己经历这一切后内心从沮丧、自闭到慢慢坚强的历练。

　　我庆幸自己活了下来，是的，活着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