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恩堂西侧，沿街三楼那间正对着人民公园的客厅。此刻，客厅的窗户被轻轻地推开了，里头探出了一个男孩的身影。他趴在窗台上，久久地凝视远方：目光越过了公园绿地的树梢，越过了广场前面的一块空地，最后落在了旧上海跑马厅那栋钟楼。钟楼的大钟清晰地映入眼帘，他望着它，神情呆滞。他在想什么呢？

　　这是五十年前的一个场景。后来，男孩成了画家。钟楼成了美术馆。也许为了圆一个什么梦吧，在钟楼行将送别美术馆的时候，年届六旬的“男孩”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带着他的艺术成就和儿时的记忆，从遥远的昆明一路赶来，在这里举办了一个画展，画展的名称叫“孙建东中国画展”。

　　那天下午，也就是画展开幕的次日，我与孙建东教授相约美术馆屋顶茶楼。眼前的孙教授，穿戴规整，笑容谦和，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贵族”气息和学者风度。

　　落日余晖透过茶楼的玻璃折射进来，洒在孙建东的脸上。他略显腼腆地递上了名片：一幅孔雀开屏的国画几乎占据了大半位置，小号字体的“教授”“研究生导师”则点明了其云南艺术学院教师身份，低调地隐去了那些足以增加分量的诸如“云南省美协副主席”“云南省政协常委”等头衔。画家乡音未改，他呷了一口茶，浓浓的沪语从浑厚的男中音嗓子里吐了出来，话匣子随之打开了。

　　六岁那年，孙建东的父亲调任沐恩堂工作，举家也由衡山路一栋花园小洋楼搬进了沐恩堂居住。在那里，他度过了小学和初中。童年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温馨而美好的记忆。好奇的他常带着弟妹跟随敲钟人爬上钟楼，摸一摸古老的大钟，俯瞰一下街景，顿觉心旷神怡。

　　文艺多面手的孙建东，却于画画情有独钟。家门口那条十多米长的走廊，不消半天工夫，便被他用粉笔涂得满地是花鸟走兽，飞机坦克，孙悟空大闹天宫……保姆连夜用拖把清除这些“杰作”，然而翌日一幅新作又跃然“地”上。通情达理的父母对儿子这一糟蹋环境的“壮举”未加训斥，而是鼓励。父亲曾带他去拜谒贺天健等国画名家，得大师夸奖，画兴更浓。

　　教堂墙上挂的古典油画，父亲藏书中的精美插图，以及圣诞前夕来自世界各地的贺卡，这些宗教题材的画面，其本身往往就是一幅细腻精致的西洋画。他对绘画艺术的最初认知源于此，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情趣。

　　“文革”开始后，十七岁的孙建东毅然登上火车，怀揣希望和梦想，赴西双版纳插队落户。踏上七彩云南的红土地，他的创作激情喷发涌动。恢复高考后以高分考取云艺，又幸运地成为写意孔雀画派创始人袁晓岑的入室弟子。如今，这位起步于上海教会人家、在云南春城开花结果的花鸟名家开始进入家乡父老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