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任晓雯的小说，不能不提她的文学观。 

　　任晓雯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文学消亡？我的立场》。据她在微博上说，原本打算用作《阳台上》一书的序言，后因故未成，大概是被编辑割了。文章倒是不错，较为系统阐述了她的文学观念。谈到何谓文学精神时，任晓雯打了个比方，说文学就像河流，虽说时间天气不同，呈现的面貌不同，但却蕴含某种不变，任时光流转，岁月更替，依旧在那里流动，空间不变，方向不变。这恒定不变之物在文学里，就是文学精神，其表象之一就是真实性。

　　文学的真实性，先是讲独立，独立地体察世界，感悟各色人群。再讲客观，发生了什么，风往哪里吹，人往哪里走，季节如何变换，人情怎么世故，不虚夸，不藏匿，老老实实地呈现。如何建构文学的真实性，任晓雯认为可以借助记忆，体验、感悟、表现和洞察乃至想象力都是记忆的衍生，是组成文学真实性的必要元素。

　　我赞同她关于文学精神在于真实的说法，就像题材并不能决定小说价值之高低，写政治的未必就给文学加分，不写政治的也未必就减分。文学不是工具，通俗地说，文学不是吹鼓手，也不是打手。无论是谁，在文学世界里，都是一个个人，不过人性的复杂程度不同而已。以此作为观照系，解读任晓雯的小说就变得相当有趣。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对比，看看任晓雯是否真按她自己说的那样做，用记忆去客观呈现一个真实世界。如果做到了，则算知行合一，要是偏了，也说明小说家的一家之言也当不得真。

　　先说代表作《阳台上》这篇，微博上好评很多，说她的文字极好，干净简练。任晓雯写的是拆迁，但没有轰隆隆的拆迁战斗，也没有各种抗拆手段，甚至连对抗都显得松弛，算是别样的拆迁叙事。张英雄的父亲因为拆迁被气死，穷困潦倒的小人物张英雄便伺机寻仇拆迁负责人。在踩点的过程中，他窥见了拆迁头被人欺负的白痴女儿，心生怜惜，都是可怜人，复仇之心也就淡了。

　　这篇小说意境的开阔就在于，没有就拆迁和反拆迁大做文章，而是穿过生活中拆迁惨案的暗影，来写拆迁背后的人物。一则展现了作者的独立态度，写拆迁题材，但不困于写拆迁事件，没有受意识形态和道德审判的影响来批判拆迁负责人。二则任晓雯客观地写了底层小人物的无奈生活，张英雄没学历，没本事，没地位，寄宿亲戚家，做着低微的工作，为人也懦弱。我以为是任晓雯匠心独运，拆迁之痛的根本是什么？是拆迁头儿？是开发商？还是别的什么？论展现拆迁案件本身，激发读者的同情，文学不及新闻报道来得直接。唯有追踪人心，文学才可能有力量。我以为这才是文学的真实性。

　　在《冬天里》里，浸润着同样的小说观念。人到中年的张大民活得很尴尬，下岗的妻子去做美容，她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情被唤起。相反，张大民以爱情的名义，守着已经风干的感情，卑微而又尴尬地活着，贫穷，失意，一样不缺，对他老婆的选择有着抵触，却又无可奈何。在我看来，小说的价值恰恰在于这个中年男人形象，他的自尊，自我安慰，他对生活的妥协，用对女人的干涉来维持可怜的自尊。他老婆的选择不是重点，物质也不是核心，一个失意的内心弱小的中年男人才是重点。当他走进发廊，对小姐讲述生活哲学时，才是真的悲切。

　　这两篇代表作品说明了，任晓雯是在按照她的文学观念进行创作。小说重心都被她作了大挪移，政治性被藏匿，文学性得以延展，足见她处理小说时的谨慎和智慧。独立的态度，好说不好做，容易走样，一不冷静便会滑入情绪泥潭。比如写拆迁，现实里多是激烈相斗，任晓雯的处理角度看似别出心裁，实则是她的文学观使然。两篇小说都写出了不一样的人，这便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