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是个酷爱读书静心做学问的人。记者联系采访他，他让记者先读他写的书。在微博上，他说自己“当下读书已远比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更觉满足、惬意、快感。成千上万种媒体与论坛，同质化的、重复的、口号式的、改头换面的、无病呻吟的内容和语言太多太多了，充其量有舆论意义而无学术意义。”他曾说，写一篇文章，作一次演讲，自己最“在乎”的有三点：一是会发现问题，捕捉经济运行中的新矛盾、新问题；二是要能准确判断，能正确把握经济规律和大势；三是要具操作性，因为政策研究要回答的，不仅是“应该怎么办”而主要是“具体怎么办”。“这是政策研究者的使命”。

　　政府应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

　　防范市场预期的突然转向，应是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首要考虑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一个金融学大师必然也是宏观经济学家。自2009年7月以来，夏斌在向总理汇报时曾先后建议：“从下半年及明年，央行应及时发出稳定货币的信号”，“未来中国经济必然趋缓，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并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简单支配、调控的。”面对今年上半年首次下滑至7.6%的经济增长率，银行间甚至出现“6·20”同业利率高达30%的现象时，夏斌又迅速从宏观经济层面作出了以下的分析和判断：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正趋于合理减速。在多年累积的由过多货币投放所形成的泡沫经济中，货币调控的边际效应已发生明显下降的变化。据测算，2005-2008年，1元社会融资量能带动4元GDP，到了2012年，1元社会融资量只能带动1.93元GDP。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却为7.07%，加上各种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或低于其融资成本。而在2013年5月，居民与企业的债务却已超过82.9万亿元，若仅以7%的利息测算，每年的利息就高达5.8万亿元。“今后的货币政策稍有不慎，中国经济走势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同时，国内已有不少企业事实上已资不抵债，一些企业靠借新还旧在维持。坏账未暴露，是因为危机没引爆而已，因为目前市场、投资者、企业包括银行都普遍存在道德风险，认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偿债缺口，中央政府最后会救的；对于房市，不相信政府敢一步调控到位；央企的垄断地位和地方政府导致的资金错位配置又一时难以撼动；迄今央行的货币供应不敢也并没有完全回归常态。这些决定了市场、投资者、银行、企业对经济增长轨迹的预期都没有改变，想搞项目的照样敢去大量借钱，有钱想投资的照样敢把钱大量借出。但一旦预期变化，传统的流动性即刻烟消云散，危机马上爆发。

　　所以夏斌明确指出，防范市场预期的突然转向，应是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首要考虑。政府应通过各种措施，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调整，意味着经济增速要合理下滑，要付代价，要过一段“苦日子”，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要破产；在总体政策上，整个泡沫不能破，政府要想方设法采取包括运用巨额外汇储备、巨额国有资产和“国退民进”、扩大财政赤字等措施，稳住经济局势；同时，调整意味着加快改革，挖掘和培育新的潜在增长因素，以时间换空间，在逐步消除泡沫、消化多年累积的包袱中，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

　　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夏斌在金融、财政、出口、投资、消费、就业、房地产、控通胀、创新九个领域分别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应对建议。

　　经济新增长因素应来自消费

　　最大的结构调整应该是储蓄与消费间的结构调整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夏斌从2008年美国危机后屡屡强调，处于开放经济中的中国经济，最大的失衡是高储蓄、低消费的失衡，是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失衡，最大的结构调整应该是储蓄与消费间的结构调整，而不是一两个行业的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最大的新增长因素应该来自自身消费，一定要扩大消费以形成自身的经济循环。

　　早在2009年7月，夏斌就在国务院召开的经济专家座谈会上建议，国务院“要明确提出消费为主导、‘消费为纲’这样一个主攻性口号”。

　　对于怎样才能做到“消费为纲”，夏斌当时提了五点设想——

　　一是要“像抓节能减排指标一样，政府给自己下指标　每年提高居民消费率一个点”，“要制定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发展纲要”。 

　　二是要确立国家收入（资产负债表）的概念　在投资率基本不降的同时，通过改变资本所有者，把过去国家的一部分投资，转化为国内的消费，变成老百姓“碗里的肉”，国家在绝对或相对控股的前提下，出让一些国企股份变现，用来充实公共财政支出，提高国民福利，扩大或间接刺激消费。

　　三是抓紧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　包括政府储蓄应进一步向公共财政转移；进一步压缩政府投资，只要是有利润回报的投资项目，尽可能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对于迟迟“攻不动”的体制与制度，国务院在责成有关部门制订改革方案的同时，可委托市场机构研制方案；进一步扩大中央国企利润分红的试点范围和比例，中央到地方国企都要实行分红制度，以提高公共财政能力；进一步降低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各种税费。

　　四是在中小城市放开户籍管理政策　让一部份农民工赚钱后到中小城市落户，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化建设。

　　五是“刺激消费，更重要的是要刺激消费的收入来源”　要提高居民的资本收入，但要突出来自于实体经济的资本收入，而不突出来自于资本市场上的财产性收入。“国外一些案例表明，把房地产市场作为投资市场、作为居民财产来源的国家，往往有泡沫经济的教训。而把房地产主要作为消费市场的国家，经济发展就比较稳定。这就需要政府鼓励居民创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实体投资领域，鼓励发展中小企业。”　　　　　　　　　　　　　（下转B3版）　　（上接B2版）

　　如何看待上海金融中心建设

　　是国家金融战略下宏观政策调整演进的结果，不是只靠一个城市的规划和努力就能成功的

　　近些年来，除上海以外，多个城市也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如北京提出要建全国金融中心，天津要建北方金融中心，深圳和广州、西安和兰州、成都和重庆都分别提出要建南方的、西部的、西南的金融中心。这个问题怎么看？夏斌早在2009年就曾直率地表示：“选择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我认为既是中央政府的顺势而为，是上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实力的必然体现，又是中央政府出于历史的、全局的战略考虑。是政府意图和经济发展两者的结合。”

　　夏斌同时指出，对于选择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有三个问题需要解释：

　　一是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功能的建设是否全部落户于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排除受非经济因素影响，加上现在非常便利的通信条件和中国金融改革渐进过程的特点，“不排除在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将金融中心的某一个功能不完全落在上海。但是，这并不影响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一战略定位。”

　　二是如何理解上海金融服务业产值占GDP之比落后于北京这一现实？夏斌说，“今天，在GDP和就业结构指标方面，也许上海不如北京，但从体现金融市场本质的资金融通、价格发现、金融风险转移这三大功能来说，上海不会落后于北京。其他个别项指标的落后，并不影响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这一战略定位。”“随着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传统存贷款市场为主的北京金融优势会逐步让位于主要体现金融市场功能为主的上海。”

　　三是“中国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也许要在国家金融中心的概念下，统一思考上海和香港的战略部局。”夏斌表示，从目前到2020年前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可以称之为距离中国资本项下完全开放前的战略过渡期。当过渡期结束，“人民币市场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金融中心必定在上海，与纽约、伦敦市场媲美，成为世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到那时，上海金融市场的规模也必然会超过香港金融市场的规模。”届时，香港与上海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之一，各有分工，各具特色。

　　夏斌同时强调，上海金融中心的最终形成，是国家金融战略下宏观政策调整演进的结果，是中国资本项下完全开放以后国际金融市场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只靠一个城市的规划和努力就能成功的。因此，“在重大政策调整问题上，要服从国家统一渐进推进的法规，不可能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独立的立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