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传出首都郊区实行农业合作化、市区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两大喜讯。1月20日，在上海市公私合营大会上，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荣毅仁和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会后，上海各界十余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全市有50万人冒雨游行。此时荣毅仁的内心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历史性跨越，义无反顾。继北京之后，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于1月底全部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申新总管理处由荣毅仁任总经理，他说“要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现在的‘志’”。 

　　向劳动者过渡

　　1955年12月17日~24日，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进行。

　　当时，荣毅仁是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在会上坦陈心声：“我虽然是个资本家，但我深深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决心接受改造，最后放弃剥削。我确实感到是和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间，我可以理直气壮地称呼大家为同志，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尊称，而确实表达了我诚恳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志愿。我所经营的企业虽然已是合营了，但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改造，以至最后变为全民所有。在这中间我所得的利润，一定以投资企业、购买公债等方式支援国家建设。我个人并愿意在群众的监督之下，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做一个真正的同志。”

　　在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公方与私方的关系既是合作者，又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荣毅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想到一个问题：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关系有了调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可否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可否用相应的方法来解决呢？他反复思考后，在1956年6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上，提出上述想法和问题，希望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给以理论上的指导。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他还向毛泽东请教这一问题。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倒蛮会动脑子、提问题的。这一问题提出后，引起不少争论，有的报刊还开辟专栏进行讨论。

　　1956年12月10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会前，毛主席在12月5、7、8日花了三个晚上，分别找部分代表谈话，也谈到关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工作安排问题。毛主席说“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这一点工人不大了解，应该向工人说清楚”。“对资本家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物质问题，一个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的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经验。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毛泽东的这一谈话，使荣毅仁的工作岗位很快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荣副市长

　　1956年12月28日-1957年1月9日，上海市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会议期间，陈毅同志从容走上台为荣毅仁“助选”，他说：“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他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要好朋友之一，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他还举了一个实例，有位法国大资本家访问中国时，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会谈，事后这位客人对陈毅说，谈得很开心。原来荣毅仁告诉这位客人，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担心敲诈绑票，工作的、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民族多做点事，也给荣家多留下一点好名声。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啥意思了，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爿纱厂。陈老总讲到这里问大家：“你们说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该不该？”一席开心话使会场顿时出现欢声笑语。随后，经过票选，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

　　荣毅仁当时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引用了陈云讲过的一句话说：“从一个资本家转变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唯一的道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辛苦勤劳地为国家人民服务，不计个人利害得失，这种忘我的精神，我一定要经常用它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我相信我能够做到守职尽责，努力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 

　　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荣毅仁分管轻纺工业，与常务副市长曹荻秋同志经常接触。

　　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期，上海市委、市政府组织的万人检查团，下基层进行全面大检查。总团长是常务副市长曹荻秋，荣毅仁是副团长之一，并兼任嘉定分团团长。在三个月里，荣毅仁几乎跑遍了嘉定县，察看生产情况。他在参观徐行乡大石皮大队的棉花丰产田时，对写着“亩产皮棉1200斤”的一块纸牌有疑问，曾询问随行的张乡长：“1200斤收得到吗？”张乡长告诉他，按一株能有200多铃子，约可收籽棉2斤推算，一亩3000多株，约可得籽棉6000斤，100斤籽棉合30~40斤皮棉，因此可得1200斤皮棉。荣毅仁听后只说了一句：“嗯，这样算倒也对。”回到徐行后，他对张乡长说：“搞试验田，高产是会有的，大面积推广恐怕会有困难。”他向乡里提出个人看法：小面积试验要积极，大面积推广要慎重。事隔30多年，张乡长还清楚记得荣毅仁的这番话，认为“看来他当时的头脑还是冷静的”。

　　在嘉定县徐行公社检查工作时期，还发生了另一件让荣毅仁难忘的事。

　　1958年搞“大跃进”，在上海掀起了一阵大炼钢铁的狂热，不少人把一些住宅的大铁门卸下，把客厅壁炉的火砖和铁框拆下，拿去炼钢。荣毅仁觉得，这样做并不能炼出真正的钢，反而把本来有用的东西，化成了一堆废料，就向荻秋同志反映了这件事。曹听后当场没有表态。但是，隔了两天，卸铁门拆壁炉的事停下来了。

　　1986年，荣毅仁在《忆曹荻秋同志》一文中写道：这件事发生在整风反右之后，“左”的气氛笼罩着中国大地之际，足以说明荻秋同志的胆识和品质是何等难能可贵。

　　荣毅仁在上海市政府的从政实践不足三年，他的办公室在市府大楼（今外滩浦东发展银行）4楼最好的房间，是一个套间，东南朝向，临窗可以眺望外滩浦江西侧街景。 1959年10月荣毅仁被调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但他在第四（1962年7月至1964年9月）、五届（1964年9月至1967年2月）上海市人大会议均连任副市长。“从那以后，我每次回上海，只要市人委开会，就必定通知我参加。”

　　1959年初秋，荣毅仁离开上海，举家移居北京。时年43岁的他回首往事曾赋诗：“一事无成两鬓斑，似水流年不复还，龙驹乘风追日月，挥戈卌年未为晚。”1959年国庆之夜，荣毅仁应邀携带家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烟火。毛泽东把荣毅仁叫到身边，询问他调到北京任纺织部副部长后的工作和家庭安置情况。并对他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这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送给荣毅仁的一句话。50年代的上海，见证了荣毅仁从棉纺织经营走向城市行政管理领导岗位的转身，也留下共产党人勤勉、务实的印迹。

　　摘自《档案春秋》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