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2岁了，过了暑假就上六年级，明年这时候，我一定把小学毕业证寄给您看看！”雅安小学生覃天佑的一句承诺，把爱心企业家李飞康逗乐了。 

　　前些天，黄浦区慈善分会、黄浦区公益慈善联合会、团市委共同举办的“心系雅安，爱洒芦山——雅安灾区学生赴沪夏令营”开营了，李飞康、袁英琴夫妇为参加夏令营的17名雅安孩子每人捐赠了5000元助学金。 

　　这对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家夫妇，20年里，为助学、助老、赈灾等捐赠了4000万元。当公益慈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人生又如何变得充实而丰盈？他们对发展中的中国公益事业又有怎样的期待？(下转A2版)

　　（上接第1版）

　　捐助百名学生

　　从希望工程“1＋1”开始

　　李飞康家里收藏着一沓“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每张卡上都是一名受助学生的信息，这些孩子大都集中在陕西渭南地区，最年幼的当时只有8岁，“20年过去了，最小的孩子也快到而立之年。”李飞康说，即便从未谋面，卡片上的那些姓名也让他倍感亲切，他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

　　1993年，李飞康第一次听说“希望工程”。一名小学生一个学年只需100元，小学6年下来，也只不过600元；但这对贫困地区的小学生来说，他们的人生很可能因为这600元的捐助，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起码，完成小学教育，孩子们就能摆脱目不识丁的命运。

　　可是，怎么知道这600元都用在了小学生的学业上，而没有挪作他用？是不是可以通过“1＋1”结对助学的办法，让捐助人和受助人保持联系，让捐助人知晓受助学生的学习状况。

　　李飞康的这个建议当时就通过民建卢湾区委反映到上海市希望办公室。于是，上海在全国希望工程中率先实施了“1＋1”捐助模式。那年，李飞康捐助了20名“希望工程小学生”。

　　在接下来的20年里，李飞康、袁英琴夫妇一共捐助了100多名贫困学生，这些学生通常都是通过书信来“认识”这对慈善夫妇。“孩子们学业上如果有困难尽管说，我们会尽力帮助，但不必见面。我们不需要感谢，只希望孩子们长大了都能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袁英琴说，这就是他们夫妇的“助学观”。

　　“世博大礼包”

　　来自“公益多赢”的启示

　　2010年世博会前，上海每户常住居民都收到“世博大礼包”——一张价值200元的公交卡，一张世博会门票。

　　这份“大礼包”正缘自李飞康的一次倡议。2010年1月上海两会上，市政协委员李飞康建议政府为市民发放“世博大礼包”，感谢广大上海市民为世博会做出的贡献。

　　“我提出这个建议，完全是受公益理念的启发。”李飞康说，中国社会的公益事业还刚刚起步，因为不熟悉，人们看待公益，难免不恰当——有人认为做公益就是“牺牲”，有人认为做公益只是为了博取好名声，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人能从公益事业中得到帮助和提升， 自己也能从公益事业中完善自我价值，公益正是实现“社会共赢”的必由之路。

　　也正因为尝试了、想通了“公益共赢”的大道理，李飞康才郑重提出了“世博大礼包”的建议，然后，梦想成真——一份大礼包，就是一份感激的心意，也因此带动更多人知晓、参与、分享2010年上海世博会。

　　“1元钱助老”

　　善款“好钢用在刀刃上”

　　1元钱，也能做慈善吗？袁英琴的答案是：可以，而且很有效率！

　　“他比我先从事慈善公益，我看了他做的事很赞赏，也想自己能做点什么事情。”袁英琴从李飞康的慈善奉献中看到自己“公益探索”之路。

　　10多年前，袁英琴第一次以个人名义捐出善款，如今她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黄浦分会义工队侨界支队队长，这个支队服务的对象大多都是老人。老人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公益帮助？她很想知道。

　　她关注老年助餐。申城社区为困难老人提供助餐服务，不是新鲜事，但这种服务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2011年6月，原卢湾区四个街道的社区日托所助餐点，每位困难老人每天午餐增加一元补贴，1278位困难老人受益——李飞康、袁英琴夫妇为这些困难老人捐赠了100万元，其中46.647万元用于助餐。

　　“老人们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袁英琴说，“1元钱”的助餐故事，让她印象深刻，只需要为每人每天午餐增添“1元钱”，就能保证老人们吃上可口的热菜热饭，善款就这么“好钢用在刀刃上”！

　　制度公开透明

　　激励成就更多“慈善梦”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有一个“爱心雅集慈善专项基金”，用于定向救助本市因患大重病致贫的特困家庭，截至目前，募集善款超过950万元，出资425万元，帮助318名大重病患者缓解困境。这个基金由捐赠者代表和市慈善基金会共同组成管委会，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捐款人士。管委会会议每年召开两到三次，运作透明，决策民主——资助谁、多少钱都须讨论决定，并在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及审计报告中向社会公示。

　　袁英琴也是“爱心雅集慈善专项基金”的捐赠人之一，这个专项基金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让她感受到被尊重，“尊重捐赠人，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因为尊重，这项基金至今已运行了10多年。”袁英琴说，她把公开透明也用在慈善义工队的管理——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要由义工们民主决策。

　　而身边不少企业家朋友，也总在问李飞康一个问题：除了抗震救灾等重大事件的捐赠减免税收，企业的日常慈善捐款为什么不能免税？

　　“为企业捐赠减免税收，不仅是为企业减负，同时也是对社会力量参与公益的最好激励。”李飞康说，事实上，目前公益捐赠的绝大部分正是来自企业捐赠，要让更多爱心企业释放公益能量，制度激励很迫切。如今，李飞康的一个期盼就是：公益慈善尽快进入国家大法的立法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