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程郁、朱易安教授组织编撰的《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业的群体》正式出版。该“口述史”是两位女教授带领部分学生经过2年左右时间的访谈资料整理研究而成的，共有19位受访者授权发表他们的访谈记录，汇为一编，呈现了近80年来上海职场女性的立体化、多声部的状态。

　　“口述史”在国外主流史学界兴起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在国内，从女性视角切入“口述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还是近二十年来的事。而有意识地对上海职业妇女的口述史加以颇具规模的整理和研究，尚属首次，因此，编撰者之一的程郁教授以“于无声处”为题来精心撰写她的洋洋2万余字的前言并非偶然。

　　也许，从某种角度看，说传统社会的妇女是“失声的群体”可谓一语中的。即便有所谓“三个女人一台戏”这样的俗语来形容女性声音的嘈杂，但这种嘈杂，更多是从男人视角，把女性置于一个休闲的、被观察的空间，比如，充斥图书市场的对象单一、模式固定的女歌星、女影星的传纪小说、逸闻趣事，其隐含的他者猎奇或者猎艳的立场，不难发现。而由采访者的女性价值诉求所引导，受访者从女性切身感受来对自己作生平的回顾与反思，确实比较稀缺。就此而论，受访者对象的拓展而构成的女性大众：从党的地下工作者到普通工人，从小商贩到家政工作者、从教师到护士，举凡日常生活接触比较多的职业经历，在该“口述史”中的生动呈现，意义也就不可小觑。当然，该书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通过呈现女性大众来获得一种性别立场的张扬，不仅仅在于能让读者突破已有的男性立场局限而对女性持一种同情式理解，而且，职业女性大量参与上海的城市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海城市的整体风貌，也纠正了人们有关理解上海城市文化的一个误解。

　　妇女离开家庭走在上下班的城市街道，不啻给市容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把一种文明的阳光不经意间撒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就像一位哲人说“妇女在场是文明的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也把妇女管理家庭的理念和方法，一并带到了城市职场中。我个人认为，上海这座城市管理能够较早摆脱粗放而进入精细的境界，让国内外许多来到上海的人为之赞叹，跟较多妇女走入职场，参与到城市各个层面、各个行业的工作建设有相当关系。从另方面看，职业妇女在劳动中受到的纪律训练，比如该“口述史”提及私营染织厂女工的集体培训等，也大大提升了妇女城市生活的素质，强化了城市的特有节律。这种以工厂、职场苦斗的妇女生存状态形成的城市节律，显然不同于李欧梵笔下的以小资的、消费文化群体构成的“上海摩登”，而朱易安教授撰写的该书前言“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性别观察”，明示了该书对仅仅展示城市消费文化的纠偏立场。

　　通读全书，我在上海城市霓虹灯的五光十色中仿佛也听到了纺织厂的隆隆织布声，仿佛听到了超越于一切声光之外的职业妇女的独具个性的喁喁低语以及伴随着的时而欢笑、时而啜泣，妇女奋斗、上海风俗、城市建设的历史画卷，也就慢慢展开在我的面前。（程郁、朱易安著：《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业的群体》，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