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有点风骨

　　吴晓波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病人”王石》，他看到王石在博客上引用了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当时吴晓波并不能真正理解，王石为何会有如此“疾病的忧虑”。后来到了2010年，王石才首次透露，“从1994年到1997年间”，他的心肌功能严重有问题，腰椎还有个血管瘤，压迫左腿神经，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医生说他随时可能瘫痪。

　　但病人王石在辞去总经理的最初日子里，“作为一个习惯了强势，又愿意亲力亲为的人，免不了有伸手去指挥一把的冲动，如果继续在公司待着，肯定会没事找事。”他选择了疏远自己和管理层的距离，离开公司，去游历西藏，登山探险。

　　而登山者王石，其实早在1998年就诞生了，不过从此时起，他登山之旅更为频繁了。（登山和生病）是有关系的，想着赶快去趟西藏，一旦瘫痪，你坐轮椅就不方便了。偶然之余，也有内在的逻辑驱使，“现代企业不是靠人，而是靠智慧，靠团队”，你不会放手了就还在那儿坐着，不会的。其实因为登山它太显性，登珠峰呢它太引起大家的关注，我最好的成绩，其实是飞滑翔伞，我2000年创造的滑翔攀高纪录，现在还没人破呢，喜欢探索，喜欢冒险，不仅仅是登山，还有滑雪，还赛艇，还帆船……我受了很致命的伤，一个是滑雪，一个是滑翔伞，登山来讲那都……除了那书里描写的，瞬间的很危险之外，都克服过去了。 

　　这从心理学上来讲呢，谁都无法否认，谁都有自卑的一面，当然我也有。男孩子自小都期望有强健体魄，我的自卑也恰在于此，体现在两点，一是我个子不高，二是我体育不好，虽然我很爱运动。比如说喜欢踢足球，我踢足球踢到45岁才不踢了。我是左撇子。踢左边锋。但是我踢的这个水平呢，是中学校队……板凳队员。整个我的印象中，在中学时期我就只进过一个球。因为你是板凳队员你没有机会的，上场时间太少，你本身水平也就那样的。而且进的那个球还是偶然，就是正好是打比赛的时候那个对方比较弱，踢左边锋的那个主力队员又迟到了，只好就让我上，上了还蒙进一个球。糊里糊涂，就是在那个门前的混战当中，球跑到我这儿来，我就把它踢进去了。这个球是这样进的。所以主力队员一来即刻就把我替代下去了。 

　　我还喜欢打排球，我是二传，因为个子低。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虽然我的体型啊，反应能力都不行。但是组织能力还行，因为二传是核心。篮球根本就没打。跑中长跑，介乎于长跑的耐力和短跑的爆发力之间，最辛苦，但我的成绩最多也就代表班队。处于那个状态，就是特别憋屈的那种……所以在学校的那些体育运动的尖子，我很羡慕。当然后来在体育运动方面就特别要表现一下自己（笑）。所以登山啊滑雪啊，真的是非常自我，当然你说这里面有没有自卑的心态，当然有，那毫无疑问的。 

　　我感觉我的生活在做加法，而不是减法。你去登山探险，丰富了生活，显得你与众不同，甚至实现你儿时的一种梦想，到野外去探险，去实现个人自我的价值，去和大自然亲近。从这点来讲，这是个人自我的一种表现，非常非常自我，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2002年，北大山鹰社五名队员，在攀登海拔4950米的希夏邦马峰时，遭遇雪崩遇难。引发了社会对登山价值的讨论，而王石坚定地选择了站在山鹰社这一边。 

　　如果说探险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到了现代社会，已经是很缺乏探险精神了。比如去登山，2002年北大山鹰社年轻人遇雪崩死亡的事之后，社会不理解他们，90%的帖子都是谴责的，完全把这当成非常负面的东西，说你们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母，无论哪方面你们做的都是错的。这不但不是探险精神，都成了一种实用主义——你做这个事情是没用的。而我个人的英雄主义，如果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话，就是让大家不要太实用主义。人要有一点对自我的不满足，对未来的好奇，这个行为多少是有点正面意义的。但这个意义，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副产品，而不是说我为了这个。 

　　2010年，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邀请王石去给EMBA学员上课，前来邀请的商学院副院长陈慧珠女士说：“你个人的经历和万科的经营之道是很好的案例。”这时的王石，经常在各地论坛讲演，分享万科故事和自己的商业经验，讲多了，自己突然很想正经找所大学，做个商学院老师。这次陈慧珠邀请，一拍即合。但教了两个班的课，王石渐渐感到，“仅凭企业家的个人魅力来掩饰学识不足，是对自己、对学生、对学校的不负责任，”于是有了“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念头。

　　很快就有了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机会，7月，王石在香港会见了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助理主任米尔先生。交谈中，万科的经营理念，尤其是“不行贿”是经营底线的理念，得到凯博文的认可：“哈佛欢迎你，来吧！” 

　　早在2003年，他去云南弥勒参加一次企业家论坛，探讨企业伦理，他在发言中说，万科诚信守法，绝不行贿。但与会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很坦率地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话说完，台下掌声一片。

　　你当然是想拿好地，可是拿不到。事后你可以解释说人家拿到地就是行贿，可在我这儿，你拿不到，不能说是因为你没行贿，有可能就是没本事拿不到。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老总在一块，他年纪比我小，他说大哥，你看，我这（地）做不完，你来挑一个！我知道他当时就是一种显摆，但我是感到耻辱的。我没有反思是不是我拿地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只是很明显觉得，无论从智商上、能力上、精神上，你远不如我，但反而在我面前那么趾高气扬。我感到受了侮辱。仅此而已。 

　　我没有考虑，是不是要把我的方法改一改，因为这些是你本身骨子里的东西，你坚持你认为对的去做。事后总结，说就因为你不行贿，别人都不相信，当时，我不认为不行贿是我独有的，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

　　一些商业非常成熟的发达国家也会有行贿，但这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一种堂皇而之的东西。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非常诧异。当时一些开发商和政府官员，直接称兄道弟，吃饭吃鲍鱼那种，我都懒于应付这种，我超级不喜欢这些东西，你让我干这个然后我拿了一块地，我不屑于做这个。我宁肯栽在买地上。那咱之后比产品、比专业，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成功了。

　　要说家庭背景，我父亲是红军，我也是红二代啊，我（当时）岳父是省委副书记。但我要是真靠这个背景做，我有今天么？ 

　　一旦你确定了要做企业家，显然就会把日本战后的索尼、松下、丰田，这些企业的成功作为标杆。不仅仅是你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提供好的服务，也对这个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起到一种积极的引导作用，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 

　　作为万科，虽然偶然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我心中的那种目标远远没有达到。而且还是在打基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