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奈保尔与格雷厄姆·格林是两位值得终身阅读的典范性作家。甚至可以说，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这两位作家早已超出文学阅读的界范，而时刻给予我关于这个世界最清明洞达的认识。

　　我对于奈保尔的最初印象：一位彪悍无匹的作家。对于人类孱弱根性以及复杂世界的揭示方面，奈保尔几乎到了笔随意到的畅快地步。撇弃任何可能的文艺腔，直抵人性与世界的深处。这种抵达，就外在的表现来说，自是雄肆斩截的犀利议论，就内在的根性来说，却是一番温柔绵密的细腻观察。

　　如果奈保尔的个人书写诚然迥异他者，也正因为他自有一套观察方式。就像他在《作家看人》中所强调的，“我这一辈子，时时不得不考虑各种观察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种观察，不仅是作为书写者的基本功，好比奈保尔从最初的《米格尔街》的“平面”观察，逐渐学习“退后一步、两步或者三步，看到更多场景”的更为复杂全面的观察技巧，进而它还是一种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探究方式。换句话说，作为一个行走过世界的作家，奈保尔无法“假装自己只了解一个地方”；而作为一个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失落始终保持警惕的个人来说，奈保尔“很早就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观察方式，因为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大都市。严格说来，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找不到一个过去，一个我可以进入和考虑的过去，这种缺失让我感到痛心。”

　　一如他对于同样从小地方走出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的“观察”，即充分见出奈保尔对于无根的文化状态的深刻反思。他推崇沃尔科特前所未有地以自己的创造力重新审视“小地方”的文化悲哀感，并将对于无根文化的虚无形态的思省以现代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成为“一种直击眼前处境的顿悟”。与其相比，奈保尔就认为自己的作家父亲，在写作中完全沉浸在古老的印度仪式中，对眼前生活的痛苦与环境的变迁视而不见。然而奈保尔也毫不留情地察觉到了沃尔科特的成功之中的某些问题。亦即当诗人总是强调自己的肤色，总是将更复杂的文化问题转化为种族问题，那么这种转化，显而易见是因为“他把海岛上那种由于空虚而产生的不快乐带上了种族色彩，从而便于处理掉”。于是，肤色的黝黑，不仅暴露出问题，相反也成为更大问题的遮掩布。

　　但奈保尔又提醒我们，无根的状态并非只存在于所谓的荒野远地，大城市中人同样概莫能外。道地英伦范儿小说《斯通和骑士伙伴》塑造了一位即将面临退休的独居鳏夫斯通先生。生活按部就班，不时陷入对过往岁月的缅想。即将退休的他，某日突发奇想，向公司上层提出了一个旨在照顾退休员工的“骑士伙伴”计划。这一建议得到了支持，斯通本人也被调去新部门与同事温珀开展这项计划。然而在经历了短暂的兴奋之后，斯通发现自己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加之老友过世，一切让斯通顿感失望。小说结尾，斯通融入伦敦的人群，“希望这样一直走下去，把自己累倒，这样内心的痛苦就不能再折磨他了”。

　　奈保尔1963年在接受采访时自述，这是一部关注“创造的挫折和岁月的流逝”的作品。当斯通在人流中独行时，他意识到所有的身外之物都不重要，“而重要的身体却脆弱不堪，终有一天会腐朽”。这才是“宇宙间的秩序”，虽然他曾竭力在这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在个人生涯中唯一一次尝试作出对自我生活的主动改善，但到头来仍旧陷入不可逃避的孤单怅惘，因为“这终究不是他的秩序”。

　　有研究者指出，奈保尔写作《斯通》期间，自己也遭遇了人生的痛苦，“对于自己生活的本质，我无法在我的文学经验中找到任何参照，而这另外一种生活，则是那种在有些人眼中宛如陌生人般的生活，他们生活在伦敦，有悠久的历史。”但重要的是，奈保尔没有因此让作品陷落在对于自身感受的爱抚中，从而丧失了宝贵的艺术洞见，而是如高尔基所言“在陈腐的晦暗大海里揭示其悲剧性的幽默”。

　　而当这种“悲剧性的幽默”从个人生活转进至整个国家的重建，那么其中所蕴含的问题也就更深更大了。《游击队员》里看似煌煌实则拼凑出来的“画眉山庄”、“人民公社”不过是衰败中的衰败。而掩蔽在这些衰败背后的革命者，要不在自己的涂鸦中以白种女人的视角自我崇拜，要不在愤世嫉俗里施行旧帝国余晖的伤悼自怜。而最大的“悲剧性幽默”恰恰来源于曾为民权事业坐过牢，出狱后流亡西方的革命人物罗奇。罗奇因为自己早年的经历而得到西方公司的职位，实质上他的角色至多只有装饰性的公关作用。可虽然自知被利用，他仍旧乐此不疲，因为“做实事”的幻想已然牢牢控制住了他。 

　　“当人人都想战斗，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去战斗了。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战役，人人都是游击队员。”这些人所谓的“革命”，原来无非是在革命的大词底下，各人开各人的趴。奈保尔写出了一个后殖民时代的困境的梦碎与心灭。

　　在所有我读过的作家中，奈保尔最善于在多角度的文明视野中观察事物。他不仅如其所言，能够站远几步看到一个事物的各种面相，还能够同时从不同价值世界的体系中，来比对同一事物在不同处境中的不同意义。见人所未见，不仅指的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更在于能在别人看到的部分，用另外一种方式发现一些不曾看到的东西。

　　离散与飘零，确实是奈保尔文学创作的一大基点。但这一基点，更大程度上是有意无意间迫使奈保尔学习和训练一种“观察”方式，一种“诘问”方式。有同样经历的作家并不乏人，但奈保尔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他的优秀，恰恰来自他对离散与飘零的自觉与警惕，他没有让自己沉湎于书写那些“便于处理”的痛苦。

　　至于他那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温柔，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幽暗国度》中一段关于印度马车夫的描写：“一整天，它没载上一个客人，这会儿深更半夜，当然更不会有客人出来叫车了。车上点着一盏灯，昏昏黄黄。马儿把嘴巴伸到马路中央一小堆干草上，自顾自地吃草。寒风中，车夫身上裹着大衣，手里抓着一大块抹布，不停擦拭着晶亮冷清的车篷。擦完，他拿出一根掸子，拂拭车身上沾着的灰尘，然后又拿起抹布，在马儿身上擦拭一番。不到一分钟，他又钻出马车，重新擦拭起来。一整晚，他就这样钻进钻出，擦拭不停。马儿只管低头吃草，车夫身上的大衣闪闪发光，马车亮晶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