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前，我写了一篇《那些难忘的日子》，谈到自己在少年时对日军侵略中国的记忆。一个好奇的朋友来电询问，称他不能理解我文中提到的有关圣约翰大学英美教授被日军关入拘留营的事。他以为上海租界既受孤岛式保护，日军怎可拘留英美人士。我怪他不懂历史，突然想起他是二战结束后出生的，怎会了解，正如我青年时代不能想象第一次大战之惨况一样。

　　就连我自己在撰文时也会因年老而把九一八、八一三和七七事变三个重要的日子搞混。不过我先要向他解释“孤岛”的来由。

　　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的时间是从1937年上海沦陷开始，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在此4年内，租界受国际保护，日军与敌伪（汪精卫政府）不敢侵犯，当时未赴内地留在上海的文化人士的言论仍不受束缚，所谓“孤岛文学”因此产生，主要作家有柯灵、巴人（王任叔）、唐弢（芦焚），他们所编的由美商保护的日报副刊培养了许多后来成名的青年作家，如：何为、坦克、坚马、沈寂、沈毓刚、徐开垒等。我清楚记得当时柯灵编了一本《边鼓集》，结集了作家文载道、周木斋、夙子、周黎庵、柯灵等的散文杂文，是当时最盛行的文集。孤岛时期，我尚在复旦附中读书，已开始对写作与发表文章发生兴趣，很蒙柯灵赏识。

　　后来我每次从美国回国，总蒙他召集当年被他提拔的一群“小喽啰”们共宴话旧。

　　我进圣约翰大学是1941年，租界仍是“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接管租界，英美侨民仍稍有自由，但必须佩戴臂章，“A”字代表美籍，“B”字代表英籍，不久他们便被关进拘留营（并不像纳粹集中营受到残酷对待）。英美教授被解职后，当时校长沈嗣良在日方威胁下，不得不接受早稻田大学一位英国文学教授来替职。此位仁兄，其貌不扬，英语支吾不清，对文学没有修养，受到英文系同学窃笑，一个学期后他就再没回来。

　　但是我们英文系确有两位大师，一位是系主任，美籍华人，我们敬称她为Miss Soho，其实她的中文名字是司徒月兰，学问高深。我记得某次她称赞我的一篇作文。她说：“您的内容言之有物，有写作天分，但文句方面尚要努力改进。”她的话更催发我广读文学名著。另一位我敬仰的教授是莎士比亚专家王文显。他自己也用英文写剧本，他的剧本《委曲求全》曾被译成中文，在辣斐剧场上演过。我还记得另一教授姚克（姚莘农），乃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专家，在课上他用英文讲解，较那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好多了。姚克也在剧坛以导演闻名。

　　在当时中国的美国教会大学中，以上海的约大与北京的燕京大学最有声望。约大同学遍布世界，在各地开校友会，我难得前往，因为年纪较大，难得遇到当年同学，而且当年风头十足的标致校花，如今已变作老太婆。某次在校友会中，我见到一位数十年旧识，前往话旧，她睁大满是皱纹的眼睛，问我：“Who are you?”此后我就没兴趣再去校友会。不过两年前曾有几位来自台湾的校友特地来我家见我，还送了我一个咖啡杯留作纪念，杯上有“圣约翰科技大学，1967”字样，不料约大竟在台湾开了大学。这些新校友的来访，令我十分感动，希望他们有机会见到此文。

　　我那时期的约大，以学生时髦标致、周末专开舞会，即所谓“派对学校”闻名，教会女子中学如崇德与中西女塾等不断供应新的毕业生。那时的我，穿梭在各种绝然不同的角色之间，一面参与地下抗日，写杂文讽刺敌寇；一面参与周末社交生活；一面又在《幸福》《万象》《杂志》各种刊物发表短篇小说，题材多是我的社交生活，吸引了不少中学和大学女学生粉丝，写信给我，有的甚至寄来照片。约大有个交谊所（Social Hall），也有一间健身房。我一面交友，一面锻炼身体，一面写今日不值一读的小说，女友众多，不亦乐乎！我也曾学打高尔夫球，替一位美籍女教授扛球杆袋，学打球后，贝雷娣小姐特别在她的花园洋房邀我喝咖啡。

　　最后我还记得，有一时期，约大教务长是黄嘉德，他与弟弟黄嘉音合编了一本畅销月刊《西风》。1986年，我代表纽约市大应邀赴山东大学讲学，发现黄老师在山东大学退休，喜与他取得联系，应邀赴他家吃晚饭，兴奋不可言喻，不久他就谢世，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