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长得胖。有一回，外婆为我裁剪了一条裤子，我妈拿到弄堂口踩缝纫机阿婆那里。阿婆拿起这条裤片比划了一阵，纳闷地说，怎么裤腿和裤腰一般长，这小囡是方的？我妈忍俊不禁。

　　那时候，我常跟着大我五六岁的小舅一起玩。“文革”开始时，小舅和他的伙伴们在弄堂里玩起了好人抓坏人的游戏。我还不满4岁，他们嫌累赘，好人坏人都不要我。那时妹妹还没出生，我暂且当独养女儿，没人玩，闷得慌。大舅是红卫兵，大串联去了。屋子里到处都有他的“革命”装备，于是，我便开始武装自己。挎上语录包，系上武装带，佩上红袖章，手持红缨枪，摆一个冲杀pose。咦，红缨枪头居然晃动起来，我好奇地摸了一下，原来是用香烟盒子里的锡纸做的“银样镴枪头”，尽管大失所望，但拿在手上寒光闪闪，毕竟还是威风的。

　　武装完毕，站在门口，期待着有人来“招募”。果然，来了一群大小孩，其中一男孩大声报告道，队长，发现一个冒充红卫兵的。队长说，带过来。我就稀里糊涂地被带进了“革命”队伍。不料没走几步，那男孩又报告，队长，带着她跑不快，咋办？队长眨巴着眼睛，顺手一指，把她交给警察叔叔！彼时，我家居住在金陵西路上的一处街面房子，门口对着一条大马路，马路中央有一方交警站台，我又稀里糊涂被“押”到了这个交警台上。印象中的那个交警高高瘦瘦的，我与他并排站着。一个方方的、全副武装的小孩；一个瘦瘦高高的警察，想必这样的搭配很滑稽，路人皆哑然失笑。人家愈笑，我愈慌，毕恭毕敬站着，一动也不敢动，像个小蜡人。瞅空隙，那警察蹲下身子，帮我一一卸下行头，放到我手里，摸摸我的脑袋，和颜悦色地说，小妹妹，以后不要戴着这些东西出来了。然后抱起我，送我到家门口。这位警察的和蔼可亲，至今印象深刻。

　　我9岁那年，我家已迁居至太仓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带着4岁的妹妹去附近的淮海路买棒冰。冰柜前人头济济，我将妹妹留在一棵梧桐树下，还用小棍学着孙悟空的样子画了个圈。然小棍终究是小棍，发不出金箍棒的魔光，待我举着棒冰从人群中挤出来时，妹妹不见了。我一路哭着找妹妹，眼泪直往下流，冰棍也哭了，一滴一滴地直往下淌。傍晚了，我坐在弄堂口不敢回家。外婆和妈妈找到了我，得知妹妹丢了，全都慌了神。妈妈要报派出所，外婆说，再等等吧，我家毛毛会背地址，兴许有好心人送回来。

　　晚上，过了八点，我们全家心神不定，不时在门口张望着，正着急，有个邻居跑来说，快点快点，有个民警在弄堂口抱着你家毛毛在问人呐。全家人连忙出动，刚出后门口，只见妹妹已经叫着妈妈朝我们跑过来了。几小时的寻找等待，让小小的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煎熬，我一把抱住妹妹破涕为笑。外婆问，是谁把你送回来？妹妹说是个民警叔叔。大舅飞奔到弄堂口，那民警早已不见踪影。妹妹说，她只晓得太仓路的弄堂却说不清门牌号码了，叔叔领着她，沿着太仓路的每条弄堂让她认，终于认到了自家的弄堂。一路上，还给她买了棒冰，带她吃了晚饭，累了，叔叔就抱着她走……我对这位民警的感激无以言表，倘若妹妹真丢了，我想，这一辈子我都无法饶恕自己。

　　光阴荏苒，对警察我始终怀有亲切之感。高中时看电影《今天我休息》，同学说马天明是虚构的，我偏说是真实的，为此还争得面红耳赤。于是便想，不要忽略孩子的记忆，那些记忆一旦沉淀，犹如母语，是长了根的，兴许会影响他们一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