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颖的人与名都有一种江南女子的灵秀之气。人是小家碧玉式的，娥眉淡扫，珠唇一点；有时穿一件素雅的旗袍，在夏日中有着无法调和的缱绻绝决；名字则照例是书卷气十足，让人联想起一方印章上的阳文，或者索性曲解它，以为是宣纸上朱笔写就的文字，而且一定是大家闺秀的。

　　这样看来，朱文颖以后走上文学之路就有些天造地设的意味了。这种“性格决定论”的遗绪多半是局外人善意的揣测，不见得切中问题的核心，不过面对朱文颖的小说和随笔，这种判断倒也不不失为一种观看的方式，姑妄听之。朱文颖和她所居住的城市是一体的，这座城市曾经让多少人魂牵梦萦：它为古典的光晕和气韵所环绕，没有乱舟争渡，也不会“铁马冰河入梦来”，壮怀激烈，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生长得理直气壮，许多精致的小园子点缀着，尽管游人如织，让人感觉这座城市仍然很静，可以待月迎风——“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

　　现在看她的文字。她喜欢从生活的一道褶皱，一条细纹上弥漫开去。写批评家吴俊，不说他的批评实绩，却纠缠于他喝不喝酒这一个人习惯，于此来看吴俊的写作态度，也算是另辟蹊径吧。这样一个女子，她终究不要形而上的救赎，甚至连西蒙娜·薇依这样投身于苦难的基督教圣徒，到了她的《到上海购置新衣的薇依》那里，也只剩下了名，化身为淮海路上，站在巴黎春天门口等车，“冷漠而又体面”的时髦女郎了。男性热衷的信仰、精神、哲学、政治和她是绝缘的。

　　她写公寓、残荷、桃红遍地，蝶魂花影，忍不住要来赞美一下张爱玲，把自己的感觉又往那位先驱身上靠一靠。有时又觉得朱文颖刻意要学她，沾染了一些旧上海张氏摩登的语言风貌，缺了一些个人独特的思考，一味的文字好，似乎终究少了些什么。不过有时读她写游览佛教寺庙的随笔短章，又释然了。它们像是哑剧的一小部分，声响在风中消失，举手投足之间是清澈和澄明，少了一些世俗气，多了些尘世之外的淡定和随性，呼应着苏州这座城市的古意，正应了朱文颖本人在一篇访谈中所说的一句话：“苏州永远是我的无底之底。”

　　从当代女性文学史来看，这是一个女性频繁受伤，继而又书写伤害的时代。为此，普拉斯、萧红、张爱玲已经用她们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但朱文颖却说她要寻找一条避免受到伤害的途径。她不学萧红“弹铗悲歌”，她要的也许只是和苏州一样——“故园桃李应须记，孤负花开一度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