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提起孩子这个话题

　　若干年后，兴致勃勃的邓颖超像少女一样甜蜜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讲完后，邓颖超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后来大家也不再喊他为“周夫人”了。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称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赵炜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自己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赵炜说到这儿，邓颖超开心地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约定以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周恩来与邓颖超以后的婚姻生活。赵炜说，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邓颖超后来看过一部名为《南昌起义》的话剧，其中一段情节是起义前一夜，邓颖超将周恩来送下楼去，又往兜里装照片，情意绵绵。邓颖超看罢立即跟编剧提意见，“当年他吃完饭自己拿着东西就走了，只告诉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我一概不知，也不问，这是纪律”，告别之前，周恩来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没再说一句话，因为每一次的生离都可能意味着死别。起义后，国民党报纸纷纷刊载了这一消息，邓颖超看了报纸后才知道丈夫做了什么。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总理值班室，除了我们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来去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姐颇为诧异：“哟，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赵炜说。

　　闲暇时，邓颖超总爱和赵炜讲起她那一双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赵炜宽慰她：“大姐，您不是赛仙家吗？”邓颖超笑笑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赵炜提起了孩子这个话题。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以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颖超拍着赵炜的肩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