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海派，就其表象而言，任伯年等人的写实通俗画，吴友如等人的社会风情画，郑曼陀、杭稚英等人的月份牌广告，刘海粟的率先使用人体模特儿，周信芳等人的改良京剧、连台本戏、机关布景，刘雪庵等人所作风靡一时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歌曲，《礼拜六》等报纸期刊连载的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凸显女性曲线的旗袍，适应复杂人群口味的改良菜肴，表现形式各有不同，或为绘画、戏曲，或为音乐、文学，或为服饰、饮食，但都有以下四个共同点，即一是趋利性或商业性，二是世俗性或大众性，三是灵活性或多变性，四是开放性或世界性。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趋利性，其他大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的基础仍是趋利。因为趋利，所以绘画要迎合普通买主的胃口，画通俗、写实的内容，画时装美女。因为趋利，所以要改良各地移到上海的菜肴，改造各地传入上海的戏曲，以适应来自五湖四海移民的需要。因为趋利，所以要写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歌曲，要演有趣好看、吊人胃口的连台本戏，写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连载小说。因为趋利，所以要不断花样翻新，不断追逐世界潮流，不断制造时尚。于是，美术、音乐、戏曲、小说等文学艺术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文以载道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商品，要适应市场、创造市场、扩大市场。

　　海派文化不限于上海，但以上海为早、为多、为甚。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包括城市体量大、人口多、西方影响广泛、租界存在等，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移民人口。

　　近代上海城市人口85%以上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国。本地人口少，移民人口多，便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排斥力、同化力不强，这为外来移民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这一移民社会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与密集性。在这里，传统熟人社会里士绅对人们的道德约束机制荡然无存，个人能力的释放获得空前的自由与巨大的空间。晚清竹枝词中有一句话，“一入夷场官不禁”，其实，不光是“官不禁”，民也不禁。于是，个人安身立命的资本便主要是能力而不是家世，维系人际关系的便主要是契约而不是人情。于是，重商、好学、竞争、灵活、多变、崇洋、“只重衣衫不重人”等与海派相关联的各种现象杂陈猬集。这在坚守耕读传家、重义轻利的人们眼里，便成了寡廉鲜耻、离经叛道、世风浇漓、人心不古。

　　当然，凡事都有度，走到极端，性质也就有所变化。片面强调重义轻利固然不好，而唯利是从则是另一个极端。贴近大众固然是好，但一味曲从、缺乏引导就流于媚俗。开风气之先固然是好，但一味赶时髦，就会流于多变无根。灵活多样固然对促进文化发展有益，但过度灵活多样，就变成流质善变。有学者曾提出将海派分为良性与恶性两类，其实两者的关系正如硬币的两面，很难截然分开。海派之被骂、被赞，根源都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