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窥书》是作家、书法家管继平最新出版的又一本新著。这是一本读书随笔，有书话有序跋，又有读书小品等。本书也有不少关于文人书法印章的篇什，在此撷取数则名家的有趣故事，以飨读者。

　　海伦路上的大师

　　在近百年的书法史上，沈尹默是无法绕过的一位大师。其实，何止是百年，谢稚柳就曾称赞沈先生书法为“数百年中未有出其右者”。他的楷书，直攀晋唐，完全可以追配古人。然而，如果你真的以为沈尹默仅仅就是一位书法家，那倒是对先生的误读了。早在上世纪初，沈尹默先生就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六大编辑之一、名噪一时的学者诗人了。然而，晚年居住上海海伦路的沈尹默先生，早已褪尽昔日的辉煌，他不提《新青年》，也不再谈五四，从不提过去的成就，甘于平淡，唯以临池为乐。沈先生以为，书法可以养性，可以宣传，可以用来歌颂新社会。于是他将自己极深的传统书法造诣，化为浅显通俗的语言，著书、讲课，致力于书法的普及教育事业。

　　我们都知道，沈尹默的双目是深度近视，他读书看报非常吃力，白天要对着太阳光，戴着那2200度的眼镜片几乎贴在书本上，方能慢慢地读上一会儿。平时遇有朋友或学生来访，沈尹默也仅仅只看见一个轮廓，分不清面目，只有等来客开口称呼了，他才根据声音辨别是谁。说起来这还闹过一则笑话：六十年代时有一年冬天，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邀宴几位文化人士。沈尹老到达宴会厅时，周总理亲自开门迎候。但沈先生因为看不清，还以为是门口的服务员，于是就将脱下的大衣顺手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也不介意，亲自去衣架上挂好。然后一开口寒暄，沈尹默方知接大衣的竟是总理周恩来，于是连连致歉，深感过意不去。由此可见，沈老的眼力之衰，几近于盲。然而即便如此，他也能完全凭手上的感觉，将字写得风神萧散、俊逸洒脱。当然，这取决于沈尹默先生博大的书法功力，而更重要的，则是他深厚的学养和诗人气质，使其书法中飘逸出清雅自然的书卷气，这是他人所难以企及的。

　　沈尹默的书法，世人宝之，皆以能藏得一纸半墨为幸。据说当年在重庆时，沈先生总将自己临写得不甚满意的《兰亭序》，揉成团扔在字纸篓里，不料某次却被于右任发现检出，大为赞叹，即装裱成手卷而珍藏。而“文革”期间，沈尹默尽管已是衰年病体，但依然接受“小将”的多次批斗，还被勒令写“检查”。然而可笑的是，每当沈老的“检查”在海伦路门口贴出时，总会被人悄悄揭走，藏匿家中。

　　我曾将这故事求证于当年时常在沈老身边的戴自中先生，戴先生说，事情有是有，只是因沈先生眼睛不便，其实好多次“检查”都是由沈师母代笔的。沈师母褚保权先生，身出名门，也是一位书法家，书风与沈老颇为接近，然外人怎能分得清呢？

　　施蛰存虹口办书店

　　许多熟悉施蛰存先生的人，都知道施老有则“四扇窗”的典故，妙喻自己一生治学的四个不同领域。其实，施蛰存涉及的领域，还远不止这“四窗”。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施先生毋论从人生经历还是文化成就而言，都可谓是相当的丰富。他在中学时就发表小说，年轻时还和戴望舒、杜衡这“文坛三剑客”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地下革命的宣传，为此他们几个还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遭到通缉……

　　玩文学而不忘革命，这就是当年他们几个年轻人的梦想。那时，已是共产党人的冯雪峰也和他们关系密切。一次戴望舒、杜衡和施蛰存正在松江老家“避风头”，却接到冯雪峰的北京来信，说他有一个“窑姐”要赎身，想借四百元钱，打算带她一同南下。施、戴得信后很疑惑，没想到冯雪峰竟也有此“浪漫故事”。他们当时身上也没几个钱，但想到不能不救朋友于“火坑”中，于是施蛰存只得四处筹钱，匆忙凑得四百元汇去后，果然没多日冯雪峰来到了上海，但身边并没有带什么“窑姐”。原来是冯要帮助几个被通缉的革命青年离京，不便明说才编了个所谓“窑姐赎身”的故事。

　　自那以后几年，冯雪峰住在虹口，而施蛰存恰好也在虹口和刘呐鸥、戴望舒办书店，于是，他们走得更近了。

　　说起施蛰存与虹口的渊源，主要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期间，他和朋友在虹口先后办了三个书店的故事。那时自日本回来的刘呐鸥，与戴望舒和施蛰存闲来无事，除了游泳、跳舞看电影之外，他们就聊聊文学。一天，刘呐鸥突然提议办一本同人刊物再开一家书店吧。于是一家只有一间店堂的“第一线书店”就开张了，一本名为《无轨列车》的期刊也随之出版。结果一个多月后书店被警察以“有宣传赤化嫌疑”而“暂停营业”了。

　　几个年轻人不甘心，后来又相继开了水沫书店和东华书店。其中当然以水沫书店最为知名，时间也最久。当时许多前辈或同辈作家，都到过他们店里来闲谈。如徐霞村、姚蓬子、钱君匋、谢旦如、胡也频、丁玲等等。当然，来得最多的还是冯雪峰。因雪峰的关系，鲁迅也推荐了柔石的一部中篇小说交由水沫书店出版。后来还是由雪峰牵线，欲请鲁迅来主编一套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鲁迅闻之欣然应诺，只是说不宜出面任主编，但亲自策划拟定十二种选目，并承担其中四本书的译事。后因时局变化，“丛书”遭禁而没有出齐（鲁迅译的《文艺与批评》几经曲折还是顺利出版），但水沫书店当时的市面之大，以及和鲁迅先生的愉快合作还是可见一斑的。

　　现在人们提起施蛰存，总不会忘记他在一九三三年为了“青年必读书”，与鲁迅的一场著名“笔仗”之事。那时施蛰存年轻气盛，意气用事，后被鲁迅斥为“洋场恶少”。其实文人“干仗”的事本也没什么，但实在是因鲁迅的名气太大了，以至于与鲁迅的有关事件都被“放大”，故“洋场恶少”之名也就伴随了施蛰存许多年。不过，施蛰存对此很是淡然，并不以此就和鲁迅“交恶”。其实就在“笔战”前几个月，鲁迅的那篇千古名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没人敢发，正是施蛰存拿来刊发在自己主编的《现代》杂志上。而在“笔战”后的将近七十年时间中，施蛰存也没有在任何文章里对鲁迅稍涉不敬，相反还多次撰写诗文纪念这位文坛的巨人。

　　当然，尊敬归尊敬，调侃的话还是要说。施蛰存曾说自己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混迹文场，无所得益，所得者惟鲁迅所赐“洋场恶少”一名，足以“遗臭万年”。故戏改杜牧诗句记之曰：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