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友好的交往

　　这首即席所作的长诗，充分表现出龚自珍的诗才，让主人和参加宴席的宾客佩服是毫无疑问的。同时，诗中近乎怒斥的对官僚阶层的批判，大概也让大家惊吓得为龚自珍捏一把汗。在常人看来，在吏部大员的家宴上，岂可用如此激烈的言辞批评时政？

　　因此，龚自珍的好友魏源出来圆场，认为龚的诗句，有些地方可以做一些修改，诗句可更妥帖。他建议龚自珍把诗中“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改为“不使朝宁争锋芒”；把“毋乃大官表师空趋跄”，改为“如鱼逐队空趋跄”；把“所惜内少肝与肠”，改为“畴肯报国输肝肠”；把“公其整顿焕精采，勿徒须鬓矜斑苍”，改为“得公整顿焕士气，岂唯须鬓矜斑苍”。这一改，确实锋芒钝减了不少。不知当时龚自珍接受了他的修改意见没有？或许有争执，或许一笑了之。可以确证的是，王鼎并没有因诗中锋芒毕露而不愉快。

　　从王鼎后来的经历看，此人是非常富有正义感的官员。在林则徐因禁烟、抗击英国侵略者而被投降派诬陷含冤谪戍新疆伊犁时，王鼎为之力谏申辩，但道光帝不纳。他又起草遗书弹劾大学士穆彰阿擅权卖国，自己则自缢身亡，史称尸谏。《清史稿》称此人“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人。卒之日，家无余赀”。以此看，龚自珍在诗中对王鼎的赞誉是符合王鼎的品性的，不是一般的奉承。而王鼎对龚自珍诗中所表现出的对官僚阶层的激烈批判词句，采取了不以为忤的包容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龚自珍和魏源两人的性格有较分明的区别，一个激烈外露，一个温和持重，但两人却能够相互包容，自从相识后就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非常难得的是，他们发现了对方的缺点，则毫无遮掩地以诤言相告。龚自珍在信中批评魏源治学，在繁琐的考订中过多消耗了自己的精力，而不善于综观全局，抓住要害，在作诗中也有为文辞而文辞的倾向。龚自珍的批评当然尖刻而有道理，但治学与作文，往往与人的性情、天赋密切相关。以魏源的性情，他断写不出《明良论》那样气势如虹的政论来，但他能沉下心来写出一部偏重考订的大著《海国图志》来，也算是抓住了自己才学的本质。

　　魏源在给龚自珍的信中，非常担心好友因狂狷口不择言而影响前途，乃至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可怕的祸患。他在信中说：“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地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深恐有关，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爱，不啻手足，故率而诤之。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这段话真是兄弟之言，出自肺腑。但龚自珍的个性会因此而改变吗，他从此会变得谨言慎行起来吗？从龚自珍一生的行状看，好友的劝告并未使他从此而改弦更张。

　　这两位近代史上的名人，可视作和而不同的典范。虽然在思想、治学、为人、性情等方面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差异，他们的才学有高下，治学兴趣路径有所异，但都未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曾在一起共事多年。

　　道光六年（1826），魏源会试后落第，纳资为内阁中书。其时，龚自珍已任内阁中书多年，他们之间有很多交往和治学上的交流。龚自珍在道光九年（1829）写的《书果勇侯入觐》中说：“源也雅材，龚自珍友之。”而在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因父病回乡省视，随后父病逝。魏源在次年应两江总督陶澍邀请赴南京商议盐务，其间写有诗《客怀八首柬龚定庵舍人》，其中第六首专述他们之间的友情和共同的志向：“地平如板舆，天覆如穹庐。与君百年内，托足无斯须。试问所营营，花蕊上蜂须。一春所酝酿，广为三冬储。下备子孙哺，上奉君王需。区区一饱间，竭此百年躯。谁知甘似贻，出自苦之余。”其中第三首说：“奇才与庸福，天地悭其兼。繁艳与硕果，华实无两全。”这是魏源对他们共同命运的嗟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