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看戏没有一点意思

　　那时候还是十月份，西北风还没开始刮。结果，我是穿了我娘的一件浅格子的棉袄罩衫，我娘的一条咖啡色的裤子往上卷了两截，又穿了一双只在过年时才穿的半新旧的蚌壳棉鞋，晃荡晃荡去看戏的。

　　在此之前，小皮匠和我都没进过大戏院。可以说，同和里整条弄堂的人都没进过大戏院。连电影院我也进过没几回，也就数得清的那几回，除了学校里的包场，还有一回就是和毛头一起去西海电影院，看早上七点钟的早早场。头一天晚上都不敢怎么睡，就怕一早醒过来，那边电影已经开场了。

　　走过南京西路仙乐书场门口，我看到阿苗和阿花兄妹俩坐在地上，兄妹俩面色焦黄，百无聊赖。妹妹阿花在堆树叶玩，哥哥阿苗在用小石子掷苍蝇，一掷一个准，地上已经有一摊死苍蝇，战果显赫。阿苗惊奇地看着我和小皮匠。阿花笑着叫了我一声“大耳朵哥哥”，张开五个手指。我会心地一笑，他们苦苦期待的那个日子还有五天。我笑着朝这两个朋友挥了挥手，昂首挺胸地走了过去。

　　平生第一次，我觉得给小皮匠当儿子，十分骄傲，自豪。这一次，我不是被他拎着耳朵在痛打，而是和他并排走在一起去看戏，这种感觉太美妙了。那些给在酱油店点心店煤球店五金店里做的人当儿子的，那些给摆剃头摊香烟摊葱姜摊弹棉花刮鱼鳞的人当儿子的，能有我这样好的福气吗？

　　我看戏去啰。

　　我们至少比其他来看戏的人早到了一个小时，然后看着福州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看着“天蟾舞台”这四个字的霓虹灯啪的一下亮起来。等到坐到剧场里的时候，我感到刚才吃下去的泡饭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更加要命的是，小便很急。我不敢走开，我怕一走开戏就开始了。小皮匠在剧场里走来走去，碌头碌脑地看，新奇得不得了。

　　好不容易开演的铃声响了，锣鼓敲起来了，大幕也拉开了。人一个个走到台上，都穿得花团锦簇，走上来看看没什么事，摇摇头又走下去，隔了一会又走上来。有几个人坐着说话，也不好好说，扯着喉咙说，尖着嗓子说，说的是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其中一个穿红袍戴着假胡须的男人，说话的腔调就像住在十七号里的那个“太监”，声音特别刺耳，就像用钢精调羹刮着钢精饭盒发出来的声音，让你浑身发痒，发冷，发毛，发抖。好像是为了什么事，没谈拢，其中一个大花脸气呼呼地走了。红袍便开始唱，装模作样地唱，每一句的音调都拖得很长，唱得你一点耐心也没有了。总算看到他站起来，走到台的另一边。我以为他要下去了，谁知他换了个地方继续唱。我猜想，看戏的人一定都很恨他。

　　我算是明白了，看戏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你还憋着一泡尿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最最痛苦的事了。锣鼓又敲起来了，越敲越急，每一记都好像敲在我的小肚皮上面，我只好把两条腿夹紧，夹得死死的。我旁边的那个女人在吃面包，面包的香味一阵阵传过来。那只面包很蓬松，很吸水，我希望她能掰一大块给我吃，吃下去吸吸水，缓解一下。我已经顾不上台上在演什么了，每时每刻都在挣扎，前俯后仰，两条腿轮番地绞来绞去，一秒钟也不停。大概是我的动作幅度太大了，闹出的动静太大了，前后左右都有人朝我看。我旁边的那个女人不断地用眼睛白我，嘴里还啧、啧、啧。只有小皮匠木知木觉，张着嘴巴专注地看着台上，喜不自胜。

　　幕间休息的时候一到，我一脚踩上邻座女人的白皮鞋，第一个冲到厕所。

　　回去的时候，发现白皮鞋和她老公换了个位子。我挤进去的时候，两个人都把脚躲得远远的。白皮鞋的老公一直用憎恨厌恶的目光上下打量我，想哪里冒出来一个奇装异服的小孩。我探过身子去看白皮鞋，看了好几次，看那只面包还在不在。后面的时光变得快乐多了，我不光看台上的演出，还看台下的各式各样的人，还钻到椅子底下去，居然让我捡到了一粒水果硬糖，当场就剥了塞进嘴里。小皮匠也放松了，上半场他还畏畏葸葸有点放不开手脚，别人叫好他也不敢跟着一起叫，现在经过热身，他的状态上来了。

　　也活该那个长靠武生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