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笔记，甚有意思。关于学校传达室年逾七旬的“张伯”：“我很喜欢和这位身材魁梧、笑容慈蔼的老人交谈，虽然他的丹徒乡音浓重得往往令人不知其所云，只能依稀听出一些大概。日子一长，我知道了他的许多故事：童年家境尚可，还入过塾；青年时被‘拉夫’当过几年兵；壮年在面粉厂凭力气扛包吃饭；晚年却丧偶、再婚又离异……休多年的他，为了有栖身一角，一直在学校担任‘一餐三吐哺，一宿几离席’的看门人……在长时间的‘寄居’ 生涯中，他练就了对付琐碎杂务的耐心和察言观色、迎来送往的身手。然而永远有着谦恭笑容的他，内心始终保持着臧否是非的良知……”

　　“那晚我因赶批作文很晚离校，却见校门紧锁，许久他才从外面开门进来。他递上揉皱的烟卷硬要为我点燃，并连连致歉；一问他是上派出所当证人去了。他摇着头说‘是那个流里流气的家伙先动手打人，我看不惯他撒谎。’我要他‘当心’，他却说‘不怕’。”

　　文中的另一位是出版界闻名遐迩的人物：丁老先生。他从来就叫我“小宓”，不管其时我早已年届半百，只有当他两个孙女在场时才称我“宓老师”，因为她们都接受过我的升学辅导。

　　“从我带着学生时购阅他有关鲁迅、瞿秋白的著述，到他府上请他签名的第一分钟起，就被他的热情和真挚点燃……”此后“他源源不断地赠书、赐函和诲人不倦的开导、启发和引荐，使我认识了许多‘鲁研界’的名流并厕身其间，陆续写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文字。在每次‘侬现在在做啥’开头的电话交谈后，我总能找到一些应该‘做好’的事。”

　　“在担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要职时，他从未有过以权谋私的‘辉煌’；在卸任离休后，他以普通学者的身份也品尝着‘出书难’的滋味，却总以年迈多疾之身活跃在各种官方、民间的文学、史学活动中……

　　“一个下午的课后，他突然来到了我的教师办公室，在我因为无法款待而局促不安的尴尬中，他却笑着说‘刚刚接待了一批日本文化界朋友，顺便过来看看你们的学校：南洋女中解放前很有点名气啊’！这位担任过煌煌巨著《新文学大系》的主编，与无数文学大师文墨交往过的老人，安静地坐在我的桌边，笑看着进进出出的教师、学生，就像一个来访的家长……”

　　现在已被称为“宓老”的我，还不无欣慰地看到文末：“有人把老人喻为褪色的画卷，而如果怀着虔敬和理智走近因岁月风雨销蚀了明丽色彩的画面，就能看清勾勒他们人格的线条、渲染他们人生的笔致……

　　“我们走进老人，也就是走进一个宁静平和、夕阳斜照的花苑，一个箫鼓声远、宠辱不惊的天地；走进我们自己的明天。”

　　收拾起旧稿，我发现，今天我也已经走进了自己遥望过的夕阳花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