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心内悲伤如斯？哪个哀吟惊落流星？”当哈姆雷特以一腔昆曲念白走上舞台，这部用中国戏曲讲述莎士比亚悲剧的新编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第二天登上中华艺术宫舞台，其大胆新颖的改编、“一人多面”的演绎、先锋前卫的理念给上海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叙事的一个角度，也是表演者本身相对剧场的一种存在，“我”，张军，在长达80分钟的独角戏中，一人分饰生、旦、净、丑，以唱念做打的形式在哈姆雷特、奥菲利娅、父亡魂和掘墓人四个年龄、风格、性别完全不同的角色之间闪展腾挪，不同角色在方寸间转换，堪比川剧变脸。然而比变脸更为技高的是，在以服饰作为转换符号的同时，张军在闺门旦的清丽婉转、净行的粗犷沧桑、小生的悠扬绵长和丑角的滑稽古怪间变声切换，角色的肢体动作也在其变身中瞬间转换，或婀娜妩媚、或跌撞摇晃、或缓步稳行、或疯癫嬉闹。由于保留了莎翁剧本中的部分英文台词，演员须在中英双语之间切换台词。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无论从体力上还是技术上，对演员来说，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如何将一部架构庞大、世人皆知的经典复仇故事呈现在舞台，编导者有意避开对原著故事的直接重现，而是将笔墨聚焦在人物的内心世界，轻叙事而重抒情，中国传统戏曲及表演方式绝非关于自然和再现，它通过假设和虚拟的结构、言语、行动和音乐性等元素的风格化而产生意义。园林与坟冢、歌台与泉台、秋水枯尽、花叶成泥，唱词念白与程式化表演所营造的东方意象及对原著进行的本土化处理，将莎翁经典悲剧与角色自身人生体悟加以糅合，从不同的视角探测人性的深度与人生的厚度。剧中“我”对哈姆雷特执念“放下”的劝说及掘墓人“世间人龙争虎斗，孜孜不倦，终须一个土馒头”的警世之言，将西方“人文主义的悲剧”与东方宿命论哲学观进行了嫁接。

　　顶着“实验昆曲”的帽子走到今天，张军在舞台上为昆曲表演开拓了诸多可能性，不断开拓着新世界。以传统昆曲的唱念做打融入舞台实验手段，在颠覆观众对传统戏曲既有认知的同时，也开辟了传统戏曲的新路向，缔造了全新的东方剧场美学。用导演李小平的话来说，“在乱码的年代，‘我’，张军，在2016年以不乱码的情境演绎了文化对话下的哈姆雷特的乱码，将自己跨越出去，而不是恪守章法。”

　　这一“跨越”将传统戏曲以实验的形式推向观众，对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性是一个人与生俱来而又推却不掉的东西，这场跨越文化的表演潜在而又个性张扬地表达着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传统戏曲艺术在现代社会所进行的文化对话与反思呈现了“实验昆曲”的一种精神和方向，在社会高速前进、在人们沉溺金钱游戏而遗忘生活本身时，有助于我们重拾传统文化记忆，在对传统文化的重构及与不同文化的对话中重建民族文化身份。

　　对传统的继承，我们往往会陷入一种“结构性怀旧”中——即传统总是有德性和永恒的，而现代总是低俗和短暂，任何与传统不符的艺术实践常被归咎于毫无价值。另一方面，脱离对传统的继承，创新往往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我们将“创新”视作戏曲艺术的“现代化”转型，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看待创新与传承？“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剧中一直困扰哈姆雷特的问题。当我们就此延展开，对传统进行活态传承，在传承中包容创新，传统戏曲艺术的生存还是毁灭，这真的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