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司徒雷登遭到逮捕

　　1941年6月，美日关系日趋紧张，可是司徒雷登依然顶着压力，为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应届毕业生送行。燕大毕业生方大慈曾回忆说，临行时，司徒雷登校长为我们饯行，并叮嘱我们，美国政府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了那里替我问候毛泽东先生，要是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回来找我。那时的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全体师生的骄傲。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使太平洋舰队在不到2小时的时间里，死伤3400多名官兵，损失300余架战斗机和21艘战舰，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美国本土之后，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投票通过了对日宣战。

　　对早先司徒雷登和燕大做的那些事，日本人并不是一无所知，但因为当初美日还没有完全交恶，对司徒雷登不好下手，所以在美国对日宣战的当天早上，日本宪兵便冲进了燕大校园，包围封闭了学校，第二天，日本宪兵按名单逮捕了校务委员会主席陆志韦和其他几位系主任，同时被逮捕的还有11名学生。次日，一部分中外教授又在家中被捕。

　　可是，他们去临湖轩抓捕司徒雷登时却扑了个空。1941年12月的那个早上，一个燕大的秘书带着几个日本宪兵闯进了砖塔胡同，责问傅泾波司徒雷登在哪里，傅泾波当然知道司徒雷登的去向，但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着那个秘书说，“你应该知道校长现在在哪里”。

　　那时，司徒雷登正在天津作短暂访问。华北的秋天是个很舒适的季节，云淡风轻，凉爽宜人，司徒雷登在享受美好秋色的同时，已经隐隐感觉会出什么事，9日早晨，正准备回京的司徒雷登在他下榻的住所遭到逮捕，被两名日本军警押回了北京。

　　一开始司徒雷登把问题想得很严重，甚至以为下了火车大概就会被立即枪毙，因为他见过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残暴，也知道自己做的那些事早就让日本人恨得牙痒痒，所以被押解回京的路上，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是事情并不算太糟，在美国领事馆他见到了很多熟面孔，还有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院长霍顿博士、斯拿珀尔博士和特里维尔·鲍文，这让他稍微安心了些。

　　很快，司徒雷登便被带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第一次被带进审讯室时司徒雷登有点忐忑，日本人让他一个人坐在审讯室里，面对审讯桌上堆放着的厚厚的文件资料，司徒雷登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一个伎俩，为的就是让被审讯者心里紧张，从而可以加快审讯的进度。

　　总算有两个审讯者走了进来，态度还算和气，他们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司徒雷登为什么要帮助燕大学生去延安和大后方。

　　司徒雷登坦言相告，他说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些学生们的家长，学生想去哪里，家长有义务帮助他们，至于他们为什么去，去干什么，就不是自己需要了解的了。日本人无话可说，于是又接着问那些秘密通道的具体情况，以及究竟有哪些人在帮助学生。

　　司徒雷登知道，自己要是说出了那些帮助过学生的人，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那些朋友之所以肯帮助学生，都是因为对自己的信任，要是辜负了这种信任，自己的人品也会被人看低，于是他干脆闭口不谈，甚至向日本人摊牌说，“只要是关于我的问题，我都回答，你们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但危及到我的同事、朋友的任何事情，恕我无可奉告”。最后他还说，自己已经老朽，多活几年少活几年对自己意义已经不大了。

　　这样的审讯一共有4次，每次日本人都故伎重演，把司徒雷登一个人关在审讯室长达一两个小时，到后来司徒雷登已经习惯了，可以非常从容地长时间地坐在那里看着墙面。

　　以后，日本人又问了些跟燕大有关的问题，甚至问司徒是否愿意接受以当地中国傀儡政府的名义给予学校的补助。那补助的数量相当诱人，但司徒雷登斩钉截铁地说，燕大是完全依靠自愿的私人赠款，美国政府都从来没有给过一分钱，当然以后也不会接受任何其他政治方面的款项。这样的回答让日本人也无可奈何，他们在桌上的一堆材料里翻来翻去，想在司徒雷登的档案里找到可以击倒司徒雷登的东西，但最后，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